效能第一的原則，就是要求每一個人要有全局以及長遠的思維和視野，要善于抓住問題的核心和關(guān)鍵，做到事半功倍。

但是，“掌控”和“效能”并不意味著“讓自己忙個不?！?、“把握住每一秒時間”、“什么事情都要操心”——這或許能夠說明的只有你善于利用時間。

一個企業(yè)家也一樣，如果企業(yè)處在非正常狀態(tài)，譬如危急關(guān)頭或者創(chuàng)業(yè)開始，企業(yè)家不忙碌可能有點不正常。但如果一直這樣，就只能說明這個企業(yè)一直處于“非正常狀態(tài)”。或缺人才，或不善使用人才，或缺乏合理的人才管理機制。我們生活當中也總有這樣的人，每時每刻都在救火、每時每刻都在趕時間，可當你問他：忙出什么結(jié)果來了？他卻只能搖頭不止。這都是個人有效率、卻沒有效能的表現(xiàn)。

對事講效率，對人講效能

著名的成功學大師史蒂芬·柯維，在其著作《高效能人士的7個習慣》中總結(jié)人生高效時說：對事講效率，對人講效能。

他舉了這樣一個例子：“我有個兒子，一度對追求效率十分著迷，每天行程都安排得相當緊湊。到后來，日程表居然細分到以分鐘為單位。記得有那么一天諸事順利，他依計劃洗車、借書……但到了‘與女友分手’這一項，事先的計劃完全打破。原本他只安排了10至15分鐘打電話，向女友解釋一切。沒想到，解釋了1個半小時，還難以收場，因為女友實在無法接受這突如其來的打擊。這再一次證明，對人不可講效率，對事才可如此。對人應講效能——即某一行為是否有效?！?/p>

效率比時間重要，而效能比效率重要。

這一點也可以體現(xiàn)在我們對于知識的學習和吸收上。一個人再聰明好學，一生通過各種途徑所能獲得的知識和信息，相比于人類生產(chǎn)的信息總量來說，總是非常有限。更何況我們所接觸的大多數(shù)知識信息，也根本來不及吸收消化。因此，你拼命地學，并且學得很有效率是不夠的。問題的關(guān)鍵不在于人的腦袋能夠儲存多少知識，而在于有沒有這個儲存的必要，以及儲存的知識和信息對你自身的重要性。

就連一向信奉“知識就是力量”的培根也認為：“有些書可以淺嘗輒止，有些書可以狼吞虎咽；而有些書則需要細嚼慢咽，好好消化?！?/p>

世界上還有這么多書不需要讀

國學大師錢鐘書先生素有“照相機”式記憶力的贊譽。晚年的時候，錢鐘書先生曾經(jīng)訪問美國，在參觀了美國的國家圖書館之后，結(jié)果卻說了這樣的一句話：“我沒有想到，世界上還有這么多書不需要讀?！?/p>

單項的效率再高，也不如整體的效率重要，而整體的效率則是效能。對于個人來說，單項就是事，整體則是人。而對于一個集體來說，單項是人，整體是團隊。

諸葛亮堪稱智慧的化身，但他“鞠躬盡瘁”、“事無巨細，必當親為”，只是個人高效率工作的表現(xiàn)。作為一個政府的“心臟”和“大腦”，他并沒有使四肢等其他器官高效率地運轉(zhuǎn)起來。因此，司馬懿一了解諸葛亮如此勞累，立刻斷定這個老對手——“不會活多久了”，而他沒有說的下文則是：諸葛亮一死，蜀國也完了。諸葛亮的工作方式只能說明：一、蜀國缺乏人才，或者說缺乏正確的人才機制，所以他只能事事親為；二、諸葛亮非能駕馭人才的“將將之才”，有人才不會駕馭，不能分權(quán)和授權(quán)給其他人才，所以他只能忙個不停，而這兩個局面都只會導致一個結(jié)果：在這種勉力維持的情況下，其他人才因為缺少鍛煉和緩沖，一時肯定無法接替諸葛的重擔，所以諸葛死則國亡。

職業(yè)策劃：最重要的人生策劃

文憑的保鮮期最多五年

我曾應邀為清華大學經(jīng)管學院MBA學生進行過一次演講，主題是“個人職業(yè)生涯的策劃和職業(yè)競爭力的塑造”。在演講結(jié)束后，我跟清華學生進行討論：有相當一部分的學生對職業(yè)策劃不以為然，潛意識地認為清華出來的學生怎么會找不到工作？他們認為這個大學品牌就是職場殺手锏，問題只是工作有多好而已。

對于這種過分的樂觀，就像面對普通高校大學生過分自卑一樣，我不得不謹慎地提醒：絕不能小看名校的無形品牌，但也不能高看，因為文憑的保鮮期最多只有五年。大學剛畢業(yè)，大家都沒有正式工作經(jīng)驗，個人品牌中最重要的元素可能就是大學品牌和專業(yè)品牌。但五年后的簡歷，會主要看你干了什么，有什么業(yè)績，職業(yè)生涯是不是螺旋式上升，而不會在乎你從哪畢業(yè)：譬如你在IBM做過經(jīng)理，業(yè)績會在那里，你也許就可以做惠普的經(jīng)理，乃至做摩托羅拉的經(jīng)理。而哈佛出來的人，也有被迫去開出租車的例子，北大畢業(yè)者，也有過最終被迫去賣肉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