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軍隊的集中問題，布勃諾夫認為，“應該考慮到中國將領和軍官的心理和習慣，不應該這樣迅速地轉入集中管理和按日歷安排工作程序?！彼€特意指出，蘇聯(lián)顧問對中國將領們監(jiān)督過多，認為這些顧問“常常不只是出主意而是發(fā)號施令”。實際上，蘇聯(lián)顧問在中國將領們的脖子上套了五條鎖鏈，即：司令部、后勤部、政治部、政委和顧問。布勃諾夫批評說：“若是給你們每個人都套上這五條鎖鏈，你們也是會大發(fā)雷霆的，可你們卻想用這五條鎖鏈牽著中國將領這樣的人物走，而這些人物還有尚未根除的中國軍閥統(tǒng)治的陋習?！彼?，應該考慮到這種情況：將領是中國的，而顧問是俄國的?！澳銈円詾橹袊鴮㈩I沒有感到顧問是俄國的嗎？他們肯定有這種感覺，如果說不是都有，那么最獨立自主的中國將領也會有這樣的感覺：他是中國人，而顧問是俄國人，對他‘十分專橫’?！庇谑牵疾Z夫強調，“對這種情況應該給予特別的注意”，在安排蘇聯(lián)顧問的工作時要充分考慮中國軍官們的習慣和性質。

基于上述考慮，蘇方采取了相應的措施，如海軍以中國人為首而不是俄國人，司令部也以中國將領為首。布勃諾夫認為，這個方針是對的，“只能讓俄國顧問真正做顧問，不要出頭露面，不要發(fā)號施令，不要惹中國將領討厭。”他再次強調：“這一點務必要做到，這里要有分寸?！?月20日事件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由于這種沒有分寸的行為造成的。布勃諾夫甚至相信，這次事件“不能用個別人的原因作解釋”，它在為數(shù)較多的中國將領和中國軍官當中有根子。因此，無論如何，“不能讓師長或司令部首長走在后面，而俄國顧問走在前面?！?/p>

中山艦事件發(fā)生之后，蔣介石開始攻擊軍隊黨代表制度。他說，在國民革命軍里設黨代表制度，在中國，是他一個人提倡的。這種制度，“是仿效蘇俄赤軍組織的辦法”。蘇聯(lián)無論軍隊，還是重要機關，都設立黨代表制度。而黨代表的根本意義，“老實講就是黨派員來監(jiān)督兵官的”。他在莫斯科曾詢問過蘇聯(lián)人，他們的黨代表制度是臨時的，還是永久的。對方告訴他，這是一種臨時制度。蔣介石當時就感覺到，如果是永久的話，恐怕就會“發(fā)生很大的毛病”。蘇聯(lián)人還告訴蔣介石，我們之所以需要黨代表，是因為環(huán)境需要，等到軍官和機關工作人員都成為共產(chǎn)黨員了，那個時候，“黨代表是完全可以取消的”。黃埔軍校教導團最先實行黨代表制度，那時候，黨代表制度的用意，并不是用來監(jiān)督軍官，而是幫助從事軍隊行政、衛(wèi)生等工作的。兩年以來，從黃埔軍校教導團到現(xiàn)在，“其中就發(fā)生了許多糾紛”。尤其是在平息劉、楊叛亂的時候，“發(fā)生的問題就漸漸多了”。蔣介石把造成這些糾紛的原因歸結為黨代表制度的存在。據(jù)他說，有許多軍官寫信質問，黨代表制度是什么性質，蘇聯(lián)的黨代表性質是因為軍官不是黨員，所以由黨代表監(jiān)督，我們這些軍官都是國民黨員，為什么還要派黨代表來監(jiān)督？有人甚至責問蔣介石，現(xiàn)在軍隊是不是國民黨的軍隊，既然是國民黨的軍隊，軍隊中的黨代表，至少要由國民黨員來充當，如果以跨黨的黨員來做黨代表，“這就不能算是國民黨的黨代表了”。蔣介石認為，蘇聯(lián)派去當黨代表的人都是一些資格很老的黨員，而國民革命軍中的黨代表，幼稚的實在不少，如此以來，“我們的黨代表比較俄國，其真正的性質和意義，也就失了一大半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