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8年《世界人權宣言》確立了人人平等原則并將教育確立為一項基本人權，為教育平等權的確立提供了國際法依據(jù)。1960年12月，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法國巴黎召開第十一屆會議，會議通過了兩個關于教育平等權的聯(lián)合國文件：《取締教育歧視公約》（Conven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Education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第十一屆全會，1960年12月14日，巴黎）和《反對教育歧視建議》（Recommenda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Education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第十一次全會，1960年12月14日，巴黎）。1966年，聯(lián)合國通過了位階與效力更高的、現(xiàn)今作為國際人權法的基本文件的兩個人權公約，兩個公約都重申了人的平等與人的尊嚴這一終極價值，特別是其中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我國已經簽署并批準）在規(guī)定教育權利的條款（第13條、14條）中貫徹了反對教育歧視原則。1990年聯(lián)合國召開世界全民教育大會通過《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滿足基本學習需要》（World Declaration on Education for All:Meeting Basic Learning Needs，1990年3月5日 9日，泰國），《宣言》第3條重申了反對教育歧視。至此，教育平等權作為一項國際法保障的權利已經十分明確。

教育平等權在我國憲法中也有充分的根據(jù)，現(xiàn)行憲法第33條規(guī)定了平等權，第46條規(guī)定了受教育權。憲法平等權與教育權的結合產生了一項重要的權利：教育平等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制定一系列教育方面的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1986）、《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1995）、《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yè)教育法》（1996）、《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1998）以及相關配套實施細則，這些法律為教育平等權提供了保障。尤其是修正的《義務教育法》（2006）加強了對教育平等權的保護。

教育平等權有豐富的內容，對于高考而言（也包括不按學區(qū)而按分數(shù)錄取的其他教育），“分數(shù)面前人人平等”是基本原則，這一原則早由前述1960年《聯(lián)合國反對教育歧視公約》第四條（甲）規(guī)定：“使高等教育根據(jù)個人成績，對一切人平等開放?！?/p>

分數(shù)面前人人平等原則要求做到：第一，各地高考分數(shù)線應當同一，在各地自主組織考試的情況下，學校對同一地區(qū)的考生應當實行同一分數(shù)標準。第二，進入高校唯一的標準是分數(shù)，不得考慮分數(shù)以外的因素，否則可能因不合理的“限制或特惠”而構成歧視；就這一方面而言，“文化大革命”中的“推薦”是嚴重的歧視。應當指出，這里的“分數(shù)”是指卷面分數(shù)，不得在考試以外增加其他的因素作為“分數(shù)”。第三，不同身份的人受平等教育的權利，不能依據(jù)其父母所從事的職業(yè)、所屬團體、思想信仰來決定學生就讀學校。這一方面的歧視在改革開放之前普遍存在，當時所謂的“成分”是決定能否升入高一級學校特別是大學的重要因素。作為一個荒唐的時代它已經過去，但是它的殘余還存在。有一個地方竟然因考生父親上訪而拒絕在考生相關證明文件上蓋章，從而實際上取消了該生上大學的權利；有的地方出現(xiàn)了好的中小學甚至幼兒園只招收“黨政機關、事業(yè)單位在編干部職工子女”的現(xiàn)象，這是不能容忍的。第四，男女生在分數(shù)面前的平等，一些學校實行“男女分別排隊”實際上提高了女生的分數(shù)線，這是歧視女生；還有的學校雖然沒有規(guī)定，但是“隨時找理由，隨時找借口錄取男生，淘汰女生”，甚至不惜為男生降低錄取分數(shù)線。上述行為都構成歧視，可以提起訴訟，法院必須受理。

合理的差別對待。當然，分數(shù)面前的平等不是絕對的，應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