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從歷史得出如下論斷：大國地位是一種最稀有的國際價值，競爭這種地位，其最終結果一般非此即彼，落選者將處于比先前更為被動、更受壓制的境地。因此，覺察、判斷并且抓住有利于自己成長的國際戰(zhàn)略機遇期和戰(zhàn)略空間，成為大國復興的一個關鍵。

在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上，曾經出現(xiàn)過三次重大的國際戰(zhàn)略機遇期。中國在這三次機遇面前的表現(xiàn)是不同的，因而給自己造成的后果也各不相同：第一次是有條件抓住卻沒有覺察而錯過，結果開始了全面落后于西方的歷史；第二次是強烈意識到了機遇，并進行相當?shù)呐?，但終因沒有把握關鍵重點而再次錯失，其結果是中國在“千古變局”之下，不但進一步落后于西方，而且還被近鄰日本甩到后頭；第三次機遇期到來時，中國最初的意識并不清晰，最終可謂把握了一半，仍然沒有實現(xiàn)中國復興的夢想。

中國面臨第一次戰(zhàn)略機遇期可以追溯到公元15世紀末期，其競爭對手是西歐。世界歷史學家普遍將1500年當做分界線，以大航海與地理大發(fā)現(xiàn)為標志，世界從此有了相互聯(lián)系的歷史。

15世紀末期時的世界各國，尤其是東亞和西歐，差不多處在相同的起跑線上。著名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其力作《大國的興衰》中指出，在1500年時，歐洲與亞洲相比，并不具有什么明顯的優(yōu)勢，歐洲的相對弱點比它的力量更為明顯。當時的歐洲資源不算豐富，人口更無法同印度和中國相比；地緣政治上，歐洲大陸北部和西部被冰山和海水包圍，強大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在東部構成強大威脅；政治制度上，歐洲支離破碎，自羅馬帝國以來一直沒有統(tǒng)一的國家，法、英、西班牙等國之間爭斗不休；在科學技術、文化和軍事力量上，當時的歐洲只能算是亞洲文明的學生?？梢哉f，當時世界文明的中心都處在相同的水平上。15世紀時的歐洲最多也只能說是像今天一樣，是幾個最重要的力量中心之一。

轉折點發(fā)生在大航海時代。哥倫布和麥哲倫的“地理大發(fā)現(xiàn)”，為歐洲提供了發(fā)展的強大動力。此后，歐洲開始進入工業(yè)革命、文藝復興、宗教革命的活躍時期，創(chuàng)造了“歐洲奇跡”。歐洲緊緊抓住這次機會，在此后的兩三百年中，完全改變了人類歷史。歐洲第一次領先于東方。

實際上，鄭和七下西洋的歷史表明，中國在明朝時有著比歐洲更強大的航海能力。鄭和下西洋是在15世紀初葉，比歐洲大航海更早，航程更遠，使用的儀器更先進，出海的船只更大更堅固，使用的人員也更多?？梢哉f，在這次東西方的比賽中，一開始中國具有更好的潛力。

但中國沒有能力把這些潛力轉化成現(xiàn)實力量。西方的大航海有一個強大的推動力——“一個牟利的欲望和機會、一個使牟利得以實現(xiàn)的社會和體制結構”。經濟利益的訴求是源源不斷、沒有盡頭的，這種動力推動大航海運動百折不撓地進行著，同時促發(fā)了西方為從新大陸掠奪財富而必須進行的技術革新與軍事改造。鄭成功收復臺灣時，還能以冷兵器加炮船擊敗荷蘭人的火器，但當西歐人卷土重來時，船堅炮利的情況已非昔比。

而中國的航海，則出于向世界顯示中國皇帝的權威和富有，所到之處賜予當?shù)厝舜罅康呢斘?，以換取當?shù)厝藢χ袊实鄣摹俺挤?。缺乏利益生長的航海，無法觸動中國社會的根本變革，統(tǒng)治者也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是發(fā)展中國的絕好時機，因而最后以一道圣旨叫停而告終。在全球歷史展開的關鍵時刻，中國將力量轉向內部，把無窮無盡的海洋留給了西方的冒險者。

歷史過去400年，第二次戰(zhàn)略機遇出現(xiàn)在19世紀末期。當時除了追趕歐美西方國家的任務之外，中國還添了一個競爭對手——日本。當時的中國和日本都已意識到，東方已經遠遠落后于歐洲，必須向西方學習。中日差不多同時開始學習西方，歷史向中日兩國提供的機遇也相差不多。但在這次機遇面前，日本成為唯一搭上西方工業(yè)革命快車的幸運者，在短短的幾十年中就迅速改變了原來大大落后于中國的狀況，在與中國的競爭中打敗了中國，后又擊敗俄羅斯，成為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國，也是唯一的非西方大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