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行錯誤的“肅反”，是夏曦執(zhí)行“左”傾路線另一個重要方面。

賀龍為了保護同志和戰(zhàn)友，同夏曦進行艱苦的斗爭。

這次大規(guī)模的“肅反”，首先是從中央蘇區(qū)開始的，而后在全國各蘇區(qū)中全面進行。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為了消滅蘇區(qū)和紅軍，采用政治分化、軍事進攻、經濟封鎖等各種手段。

國民黨軍與紅軍之間的封鎖與反封鎖，“圍剿”與反“圍剿”的斗爭極其激烈殘酷。

敵人還派遣特務與反革命打進蘇區(qū)和紅軍，從內部進行陰謀破壞活動。

為此，中共中央于1930年春發(fā)出指示，在贛西南蘇區(qū)和紅一方面軍內清除混進革命隊伍的地主、富農和“AB團”分子。

1932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關于同蘇區(qū)反革命團體斗爭的決議》；3月28日，中共中央又作了《關于富田事件的決議》，這兩個決定，不僅使中央蘇區(qū)和紅軍，而且使全國其他蘇區(qū)和紅軍的“肅反”擴大化，造成了嚴重的惡果。

中共中央在給湘鄂西中央分局的“肅反”指示中，把當時湘鄂西黨內、紅軍內的不同意見的爭論，說成是“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和“機會主義派別、兩面派”，對黨、對中央分局和國際路線的“攻擊”，還說“在湘鄂西蘇區(qū)內還隱藏著不少反革命派別——國民黨改組派、北極會、硬肚會等”沒有被破獲，“應該有系統有計劃地進行肅反工作”。

在黨內斗爭中加緊“肅反”，加緊反對機會主義。

夏曦積極貫徹這個指示。

湘鄂西省委提出“肅清赤區(qū)內部暗藏的‘改組派’及一切反革命組織”。

同時，成立了“肅反委員會”，該委員會由夏曦和湘鄂西省委書記楊光華等三人組成。

這是“肅反”最高的決策機構，擁有極大的權力，只要夏曦或其他“肅反”委員一張條子，就可以捉人、殺人，就是捕殺高級干部，也根本不經過各級黨委審查批準，他們可以擅自決定。

賀龍不僅被排斥在“肅反委員會”之外，實際上也是夏曦的“肅反”對象，所以他的處境是極為艱難的。

湘鄂西的“肅反”先后進行了四次。

第一次“肅反”是從1932年5月開始的。

當月初，紅三軍在襄北捉到一名叫張錫侯的國民黨軍官，供認自己是“統一國民黨”的成員，與天漢縣軍事部和游擊隊一些人有勾結，準備5月18日在蘇區(qū)暴動。

幾天后，紅八師的特務隊長在軍部駐地潛江縣的吳堰嶺違反群眾紀律，被逮捕后屈打成招，被迫承認自己是“改組派”，并供出了“改組派軍事委員”的情況。

第二天，“肅反”委員會把紅八師參謀長胡慎己逮捕。

隨后，又將紅八師的政治部主任戴君實，及紅七師、八師、九師的一批團長、政委、參謀長和特務隊長、營長逮捕，互相株連，范圍越來越廣，人數越來越多。

由于夏曦在“肅反”中采用了“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極“左”的斗爭方式，濫施酷刑，大搞逼供、誘供、串供、指供，不重證據，輕信口供，大搞互相株連，牽連到黨、政、軍、民，結果把紅三軍中90%以上的連以上干部，湘鄂西蘇區(qū)80%以上的省、縣、區(qū)、鄉(xiāng)的黨、政干部，都被打成“改組派”，或是所謂“改組派”的附屬組織“兄弟團”、“喝茶會”、“并臂會”、“扇子會”、“麻花會”的成員，多被抓了起來。

夏曦還借“肅反”排斥異己，大搞宗派活動，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凡批評他“左”傾錯誤者，就捏造罪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這次“肅反”，一直進行到8月，歷時3個多月，共殺掉了1萬多人。

其中就有反對夏曦“左”傾錯誤，為創(chuàng)建湘鄂西根據地和紅軍作出重要貢獻的湘鄂西省委常委、省軍委主席團委員萬濤，湘鄂西省委委員、湘鄂邊特委書記周小康，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視員尉士鈞，湘鄂西省委巡視員潘家辰，紅三軍參謀長孫德清，政治部主任柳克明，紅七師政委彭之玉、王鶴、李劍如，參謀長趙炎、周容光，紅八師師長段玉林，參謀長胡慎己、吳丹人，政治部主任戴君實、周子服，紅九師政委孫子儔，參謀長張應南、胡悌，政治部主任劉鳴先、吳鳳卿等等一大批黨政軍高級干部，及大批軍隊團、營、連，地方縣、區(qū)、鄉(xiāng)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