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劉伯承的關懷和具體指導下，他們把自己的知識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工農(nóng)干部，為切實提高紅軍部隊的軍事素質，作出了貢獻。

劉伯承尊重教員，教員珍視自己的職責，全校形成了全力提高學員素質的良好風氣。

劉伯承還分出一部分精力，親自從事教學。

有一次，劉伯承講步槍射擊學，當講到彈道時，他提問道：彈道是直的、還是彎的?“是直的，要不怎能擊中目標呢?”

這是一個說法。

“不對，是彎的，地球有吸引力嘛!”又是一個相反的說法。

多數(shù)人不忙于表態(tài)。

劉伯承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小男孩挺著肚子撒尿的模樣，然后擱下粉筆，拍去手上的粉筆灰：“彈道的形狀和這個男孩撒尿的形狀大致是相同的?！?/p>

這一生動形象的比喻，引起全場哈哈大笑。

隨后，劉伯承又結合黑板上的簡圖，講解了彈道形成弧形的基本原理，大家終于弄懂了這個問題。

當年聽過劉伯承講課的學員，十年后都成為重要干部，只要談起自己的成長過程，總會提及劉伯承的精心教導，無不感激這位老師的苦心培育，尊奉劉伯承為軍事教育家。

他常到課堂聽課，到訓練場考察真實的訓練水平。

課外時間，他常出現(xiàn)在學員宿舍，和他們親切交談，了解課程的實效，了解他們對軍事要領能否真正掌握。

劉伯承從學員中發(fā)現(xiàn)問題和得到反饋意見后，又去同教員們一起商討，研究改進教學，充分發(fā)揚民主，集思廣益，以提高講授質量，使紅軍學校的教學不斷改進。

1932年10月17日，紅軍學校根據(jù)中革軍委命令，將高級班和上級班改為工農(nóng)紅軍大學，簡稱紅大。

校址在江西瑞金東北約十五六里的山溝里，校舍建立在兩山之間的空地上。

劉伯承任校長兼政治委員。

實際上，6月6日劉伯承已經(jīng)兼任瑞金衛(wèi)戍司令。

10月中旬，他被調(diào)任中國工農(nóng)紅軍總參謀長。

總參謀長劉伯承，幾乎成了紅大的一名專職軍事教員。

在參與反“圍剿”作戰(zhàn)指揮工作的同時，他還要抽出時間親自到紅大系統(tǒng)地講解戰(zhàn)略戰(zhàn)術，作軍事報告，摘譯外國軍事資料，并結合紅軍作戰(zhàn)的實例，組織編寫教材。

教材采用的是《蘇軍步兵戰(zhàn)斗條令》，這是劉伯承前幾年在上海翻譯成書的，紅大以此作為基本教材。

劉伯承的“拿來主義”，比倡導“拿來主義”的魯迅還要早了兩三年，他的翻譯工作動機十分明確，他在“《騎兵的奔襲和抄襲》摘譯導言”中說得很清楚：“我們紅軍基干部隊或由地方部隊編成挺進游擊隊，他們在‘四次圍剿’中深入敵軍后方，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起了偉大的作用。

就戰(zhàn)術上看來，許多是采取了騎兵的奔襲和抄襲。

因此我從《戰(zhàn)術備考》中，將《騎兵的奔襲和抄襲》摘譯出來，以供讀者研究，并望參酌實際情況，靈活運用這一原則?！?/p>

由于譯作針對紅軍的實戰(zhàn)狀況，所以這不單作為紅大的教材，同時也解決了在職指揮員業(yè)務讀物問題。

劉伯承引進國外軍事著作結合實戰(zhàn)的原則是一貫的。

他為了解決紅軍第一步兵學校(校長陳賡，政治委員宋任窮)提出的問題，特意從德國人李璞滿《班的及戰(zhàn)斗集團的教練》中摘譯出《兩個夜間動作的作業(yè)》，在“介紹導言”中，劉伯承寫道：“我認為這本書是教練步兵分隊之富有內(nèi)容和善于教授的教材，有譯作參考的必要；同時，紅軍第一步兵學校以夜間動作來質疑，必須用一個戰(zhàn)術作業(yè)的方式才能明確解答。

因此，我先將其中夜間動作的兩個作業(yè)介紹出來，作為同志們教練步兵分隊的示范?！?/p>

翻譯是一門不輕松的腦力勞動，這對于僅有一只眼睛而且身兼數(shù)職的劉伯承無疑是一項繁重的工作，況且摘譯，又要有針對性，突出要點，更是難上加難，可是提高紅軍戰(zhàn)斗力的崇高責任心促進他自動地從事這種勞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