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心志求索劉伯承在成都養(yǎng)傷期間，心里苦悶煩惱，閉門謝客。

只感到辛亥革命推翻了一個清朝皇帝，又出現(xiàn)了袁世凱、曹錕、吳佩孚等一個又一個封建軍閥，徒有民國的虛名，談不到民國的實質。

他清醒地認識到：軍閥混戰(zhàn)此起彼伏，省與省之間，一省之內甚至一個軍系之內，明爭暗斗，日甚一日。

而爭斗的出發(fā)點說穿了就是爭奪兵權和地盤。

混戰(zhàn)導致了國家四分五裂，帝國主義從中漁利，人民仍陷于水深火熱的苦難中。

面對冷酷的現(xiàn)實，劉伯承對友人透露了自己的觀點：看來三民主義還是無法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

由此產(chǎn)生了一系列的問題：為何而戰(zhàn)?為誰而戰(zhàn)?救國救民之道在哪里?中國向何處去?他為這些重大問題而思索著，養(yǎng)傷實際上是在尋覓一條新的救國道路。

劉伯承離開后，作為熊克武支柱的第二混成旅軍心渙散，中下層軍官紛紛出走，頻頻失利，最后竟剩下不到一營兵力了。

當熊克武屢屢派大員促請劉伯承重返軍旅，收拾殘局，都被他堅決謝絕，劉伯承坦陳道：“伯承從軍是為救國救民，決意不在去為某些人爭奪地盤賣命了?！?/p>

正當劉伯承探索新路的時刻，他遇見了分別三年的吳玉章，此時，吳玉章已是成都高等師范學校校長。

劉伯承向來敬重這位有膽量有學問并有豐富革命實踐的學長，通過同吳玉章的交往，結識了楊公。

從此，他又受到了新的啟發(fā)。

比劉伯承年輕6歲的楊公，17歲開始參加反對袁世凱的革命活動，19歲赴日本留學，在日本期間，他閱讀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22歲他回國返川。

從此他一面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傳，一面進行革命的組織工作。

他同劉伯承結識，從相互切磋、交談當前國家大事和人民要求中，并由劉伯承的12年軍旅生涯中，認識到他是一位杰出人物，他在日記上寫道：“伯承機警過人，并且很勤學的，頭腦異常清晰，不是碌碌者可比，又兼有遠大志向，得與之交，我心內是很快活的。

目前我們雖說不上深厚的情感來，但我已決意與他長久交好，他堪當益友之列，并可同行于一個道路?！?/p>

真誠又熱情的楊公，向劉伯承毫無隱瞞地講述了進步的新思潮，給劉伯承留下了深深的好印象。

楊公認定：“社會的過程，有自然的規(guī)律?！?/p>

他認為：“當時中國的社會已陷于半殖民地的狀態(tài)了。

國內的軍閥，無論哪一個后面都有帝國主義在作背景，此撲后起，混戰(zhàn)不休?！?/p>

這有助于劉伯承了解軍閥混戰(zhàn)的根子所在。

楊公剖析了國際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并表示自己“奮斗的雄心油然而生，內心的信仰更加堅決。

”他對軍閥不抱幻想，而且指出軍閥“外強中干”，是能夠打倒的。

這個觀點引起劉伯承的共鳴。

劉伯承聽到楊公說了他也具有的同樣認識：“我是認定軍閥自身有絕大的矛盾，不久自然要崩潰的?！?/p>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責任，是在預備與軍閥作決斗的人才和工具，不再希冀他們大人先生們垂憐我們?！?/p>

楊公主張：“我們目前須要努力在宣傳和組織兩樣工作上，尤其要使敵我界限分明，要向左轉走，要向民間去才有辦法。

換句話說，就是要以民眾為后援，尤其是無產(chǎn)階級，不然談不上革命。”

1923年冬，楊公與吳玉章在成都秘密建立了“中國YC團(中國青年共產(chǎn)黨)”。

次年1月，楊公曾就加入組織事向劉伯承征求意見。

劉伯承坦率地說：“見旗幟就拜倒，覺得太不對了。

因為我對各派都沒有十分的研究，正擬極力深研，將來始能定其方道?！?/p>

劉伯承考慮參加革命組織的慎重態(tài)度，使楊公深為感動，“最是使人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