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秋天，寒風呼嘯，樹葉飄零，但對吳印咸來說卻是他生命中的春天，因為這時他來到了延安，并且在這里一待就是七年。

美好的春天帶給吳印咸的是什么呢？

1938年9月，吳印咸一行到達延安后，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即宣告成立。吳印咸擔任該團技術及攝影負責人。

這個電影團是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由時任黨中央副主席的周恩來親自策劃的第一個攝影組織。

開始全團只有六人，其中從事過電影工作的有袁牧之、吳印咸以及他的助手徐肖冰（徐肖冰系從山西來到延安）三人，1939年后才相繼調(diào)入?yún)潜玖?、馬似友、周從初、錢筱璋、程默等人。

當時電影團的全部機器是“兩動三呆”?！皟蓜印笔侵竷膳_能拍活動電影的機器，一臺是35mm的獨眼“埃姆”，為荷蘭攝影家尤里斯?伊文思所贈；一臺是16mm的“菲爾姆”，購于香港?！叭簟笔侵溉芘恼掌南鄼C，其中一臺是徐肖冰的，另外兩臺是吳印咸深知延安缺少照相機，拿出自己的積蓄購置的。膠片共有16 000英尺35mm底片，包括伊文思送的2 000英尺，再加上一些洗印藥品，這些構(gòu)成了電影團的全部生產(chǎn)資料。

尤里斯?伊文思對八路軍電影團的幫助功不可沒。

來延安之前，袁牧之在周恩來和八路軍武漢辦事處同志的幫助下，專程赴香港購買了一臺16mm攝影機和一些膠片，與吳印咸在武漢會合后，又得到了號稱“飛翔的荷蘭人”的荷蘭著名導演伊文思的幫助。

1938年4月初，將“什么地方燃燒，就去什么地方拍攝”視為座右銘的伊文思來到了反法西斯斗爭的東方前線—中國戰(zhàn)場拍攝紀錄片《四萬萬人民》。在拍完“臺兒莊戰(zhàn)役”后，按照計劃，伊文思想到延安拍攝八路軍的鏡頭，但國民黨當局從中百般阻撓，后來在中共武漢辦事處同志的建議下，伊文思來到西安，打算從這里再設法去延安。誰知到了西安后，他的行動受到了多種限制，找機會去延安的計劃也泡了湯。伊文思只好又失望地回到武漢。

不久，伊文思在武漢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對伊文思給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國民黨當局不讓伊文思與共產(chǎn)黨人和進步人士接觸，對他的行動進行監(jiān)視和限制。周恩來經(jīng)過巧妙的安排，避開國民黨特務的監(jiān)視，讓伊文思拍攝了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開會的情景和林伯渠、周恩來及葉劍英等同志的鏡頭。伊文思向周恩來提出會見中國的進步電影藝術家的要求，周恩來略加思索后推薦袁牧之與他會見。

與袁牧之的交談中，伊文思得知他即將去延安拍攝八路軍在華北抗擊日本法西斯的紀錄片時非常高興。從袁牧之口中，他了解到延安的資金和物質(zhì)條件都十分匱乏，而對電影設備的渴求又猶如久旱的土地盼望甘霖，于是對袁牧之說：“你們到延安拍片條件如此困難，我可以留下一臺手提‘埃姆’攝影機和2000多尺膠片送給你們，算是我對你們這次拍片的支持?！痹林犃朔浅８吲d，對伊文思雪中送炭的義舉深表感謝。因為伊文思事前不知道袁牧之他們要去延安拍片，機器沒有帶在身邊，于是他們約定第二天傍晚在一個地方會面。

袁牧之將會見全過程向周恩來作了匯報，并提出由他自己去見伊文思并接受贈物，但是沒有得到周恩來的同意，因為周恩來認為袁牧之與伊文思這次會見時間太長，可能已經(jīng)引起特務的注意，為了安全上不出問題，最好另派一位在武漢很少露面的人替袁牧之去接收攝影機和膠片。袁牧之沉吟片刻，想到了吳印咸。

當時，吳印咸剛從上海來到武漢，完全是生面孔，由他去取伊文思的攝影機，應該可以躲過特務的監(jiān)視。周恩來同意了袁牧之的提議，并特別叮嚀取到機器后盡快回到辦事處。

等到天黑后，吳印咸乘坐周恩來的汽車來到漢口郊外的秘密約定地點，伊文思已如約在一條街的路口等待了。

伊文思發(fā)現(xiàn)一個年輕人走到自己身邊，他立刻明白這就是來取攝影機的人，便立即以極快的速度將攝影機和膠片交到來人的手中。迫于當時的危險環(huán)境，吳印咸無法用語言與伊文思交談，只好用力緊緊握住伊文思的手，以表達對伊文思無私援助的感激和敬意。伊文思也壓低聲音用并不熟練的漢語對吳印咸說：“延安！延安！”吳印咸用力地點了點頭，之后兩人就匆忙分手了。夜色蒼茫，當時誰也沒能看清對方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