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黨人之所以在五四運動之后熱衷于新文化運動，是與他們思想認識的轉變分不開的。1919年6月18日，孫中山在《復蔡若冰函》中說：“試觀此數月來全國學生之奮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蕩陶熔之功？故文以為灌輸學識，表示吾黨根本之主張于全國，使國民有普遍之覺悟，異日時機既熟，一致奮起，除舊布新，此即吾黨主義之大成功也?！盵31]翌年在《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中，孫中山更是大力頌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威力，并從中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32]有此認識，革命黨人對新文化運動的態(tài)度發(fā)生重大轉變，也就不足為奇了，他們實實在在的參與，使得新文化運動力量更加強大，所辦《星期評論》和《建設》雜志，得到新思潮提倡者的首肯，被引為同調，胡適還專門撰文對上述兩份刊物表示嘉許。

朱執(zhí)信、戴季陶、胡漢民、廖仲愷等人也常常參與新文化派的討論，對胡適的言論、著述有所回應、支持、補充或批評，以示聲氣相通，以謀擴大影響。更為重要的是，戴、胡、朱、廖等主動將國民革命與新文化運動直接聯系起來，認為文學的普及，有利于政治革新和社會進化。戴季陶在與朋友談話，回答后者關于革命效果不行，離開政治能否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的疑問時，直截了當地聲明：“你以為一定要炸彈、手槍、軍隊，才能夠革命，才算是革命，那就錯了。平和的新文化運動，這就是真正的革命！這就是大創(chuàng)造的先驅運動！”以當時情勢論，倘若不愿意亡國，便“只有猛力做新文化運動的工夫?！盵33]

不過，戴、朱、胡、廖等人與新文化運動的接近，發(fā)展趨向并不以胡適的主張為依歸。而且在孫中山一貫思想的主導下，國民黨人關注新文化運動的目的還是要解決政治問題。新文化派分化后，其中的共產主義者與國民黨逐漸走上政治聯盟的道路，而與胡適等純粹從思想文藝的革新入手的知識分子保持距離，實有以致之。孫中山所領導的中華革命黨（以及改組后的國民黨）是當時中國力量最大的政黨，他們以有組織的政治團體的特殊身份提倡新思潮，發(fā)表對時局和文化建設的看法，極大地推進了新文化運動的發(fā)展。

（二）革命黨參與新文化運動的第一人

在早期革命黨理論家中，參加新文化運動最熱情、態(tài)度最激進者，當屬朱執(zhí)信。朱執(zhí)信1904年留學日本，翌年加入同盟會，一生追隨孫中山從事民族民主革命，是孫中山三民主義最得力的解釋者和宣傳者。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朱執(zhí)信卜居上海，勇于接受新知識，迎接新潮流，專事著述，屢有精辟言論面世，盡到了革命家與新知識分子的言責，充分展示了一位精湛的革命理論家與勇猛精進的思想改革者的新形象，不僅有功于五四新文化運動，而且為革命黨在知識界贏得了聲譽，對后來國民黨的改組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新文化運動啟幕后，朱執(zhí)信即密切注意其發(fā)展，一方面在上海與青年學生及文化界人士交換對時局的意見，一方面深切的體會到新文化運動中思想革新的重要性。他在1919年7月7日致蔣中正的信中指出：

弟現在觀察中國情形，以為非從思想上謀改革不可，故決心以此后得全力從事于思想上之革新，不欲更涉足軍事界。[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