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xiàn)代和平時期，女人無論在各個方面都不遜色于男人，在婚變上也是如此。男女之間在這方面的差異恐怕也就僅限于形式，一個是鈍刀子割肉，一個是軟刀子殺人。

一

幾天以后的一個上午，我撥通了何芳的手機。

我沒有一上來就托她為陳巖找工作，這也是常年做商務工作養(yǎng)成的習慣，正經事都是放在后邊不經意間才說出來，前邊都是噓寒問暖的鋪墊。我說了一些“有段時間沒和你聯(lián)系了，不知道你現(xiàn)在過得怎樣，是否開心”之類的廢話。

她聽后呵呵笑著，毫不客氣地說：“既然你這么關心我，那我們就見面聊吧，正好我今天晚上有空。”

我只好違心而爽快地答應了，否則我那開場白就顯得太虛偽了。

我問她晚上六點半怎么樣？她說不用那么晚，她下午和廣告公司有個會，四點前肯定散，頂多五點就見著了。

我說那也好，就在東直門的俏江東吧，那樣離你公司還近點。她說她不喜歡在外邊，怕被別人看見說閑話。再往下我只能說在我家了，因為只有這樣我才不用擔心被人殺個回馬槍。

放下電話后我腦海里就閃出四個字—— 弄巧成拙。

說實在的，我挺怕和她見面的。這倒不是因為這樣可能會有損于她的家庭關系，在這方面我歷來都想得開，家庭關系中的裂痕，一般都是以內因為主、外因為輔。夫妻倆如果堅如磐石，那任誰也無隙可乘。我就是覺得跟她在一起特別不踏實，不知道會有什么接踵而至的不良后果。這不是我未雨綢繆，而是幾近規(guī)律性的結果。

這話一說起來就得扯到中學時代，當時我們是同班同學。

原本她是個挺不起眼的女孩兒，至少在初三以前都是如此。沒成想一上高中，她就像一夜春風吹開的桃花一樣，出落得有模有樣的，特像當時的日本影星栗原小卷。

她的迅速躥紅正好趕上了我始終鶴立雞群的學識高度，于是她的秋波就毫無遮攔地越過眾多暗戀者的頭頂徑自闖進我尋尋覓覓的視線中。到了我們彼此都完全能讀懂對方眼神的時候，單獨約會就成了易如反掌的事情。

我記得那天我們全班都去歷史博物館參觀，我倆始終處于目力所及的人流兩端。我們一邊看、一邊聽、一邊記筆記，其認真態(tài)度足以讓我們身邊任何一個同伴都失去等待的耐心。等到我們走到唐朝展區(qū)時，身邊已經空無一人了。

于是我合上筆記本，若無其事地走到她身邊小聲說：“大家都走了，我們也走吧?！?/p>

她面露羞澀，默不作聲地跟在我身后。我們穿過空空蕩蕩的展廳，一直來到大門口。在那里她隨我止步于陰影下，目送著同學們一一擠上公共汽車，然后才并肩邁出大門，走下石階。

那天春和景明，云淡風輕。我們斜背著軍挎沿著長安街一路向西，且聊且行，直到夕陽西下，彩霞滿天。那絢麗的色彩照耀著我們年輕而俊秀的面容，也映襯著我們彼此相悅的神情，引得過往路人不時為之側目。這其中就包括我們的班主任，那個年近五十，卻目光敏銳的“劉老太”，她當時正坐在一輛行駛在街對面的公共汽車上。

這事當時我是不知道，要是知道我就得說，怎么偏偏讓她給撞見了？換了誰都比她要好。因為她太傳統(tǒng)了，傳統(tǒng)到有時我都覺得這個社會如果倒退個十幾年應該于她最合適。依她看，我們這樣的舉止就是“作風問題”的苗頭，更何況我還在課上沒事就給她搗亂，她要能放過我，我都覺得怪。

第二天早自習剛完，劉老太就把我叫進了教導處。我一瞅她臉上那副成竹在胸的表情，立刻就陷入東窗事發(fā)的疑慮中，并進而抱定了后發(fā)制人的決心。

這之后我們就一句遞一句地過招，隨著她的包圍圈越縮越小，我的突圍線路也越來越清晰。最后我照著她的要求把我的回答寫在信紙上，統(tǒng)共也就不到兩行字：

下午五時許離開博物館，坐車回家。中途在西單下車，去書店買書。然后因車站人太多步行到禮士路坐車，途中碰到何芳。

她讓我在下邊的空白處簽上名字，然后將信紙抓在手里沖我晃動著說：“這只是你的一面之詞，還有何芳呢？”說罷她押著我回到教室，又把何芳叫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