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城市建造者慣用的邏輯是這樣的: 將人口從城市人口密集區(qū)遷出去,尋找便宜的土地,在那里建社區(qū),將人口引向這些社區(qū)然后回到原先的地方,將那里變成商場和停車場……事實證明,這樣的搬遷只會讓城中村從一個地方換到另一個地方。因為貧民是無法消滅的,消除城中村的想法也必然失敗。那么,究竟需要怎樣的城市化?
秘魯的首都利馬,位于太平洋之濱,在20世紀20年代只有17.5萬人,現在人口數量已接近400萬。這個昔日美麗的西班牙風格的城市現在正被大大小小的城中村包圍著,每天都有貧民沖向利馬的一些無人地帶,一邊與前來驅趕他們的警察對抗,一邊搭起泥巴小屋找活路……
回頭看現在的中國,這里正在進行世界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一次城市化運動,它如同滾滾前進的車輪一樣,一旦開始了就無法停止。這里宛如一個大大的此起彼伏的工地,聚集了全世界超過半數的起重機,帶來了一片片的高樓大廈……正如中國房地產研究會副會長顧云昌所說:“每年新建的房屋面積占到世界總量的50%?!?/p>
與此同時,我們卻驚奇地發(fā)現,在這場城市化運動中,那些剛畢業(yè)的大學生和新生代民工并未成為城市的居民。高房價已經使得年輕人的社會處境日益惡化,越來越多的人向物質主義傾斜,越來越沒有能力購房,無法組建家庭,他們不得不進入城中村。而房價高企、房奴現象也正在成為社會問題的根源。
如果在20年前,你問一個大學生的抱負,他會回答你:“我將為祖國強大而奮斗終生”;如果你問10年前的大學生,他會回答你:“我將成立中國的微軟公司,超越世界首富比爾·蓋茨”;今天的大學生則會這樣回答你:“我希望盡早擁有自己在北京的房子,這樣父母來京一間房就可以擠上8口人了”。實際上,大多數大學畢業(yè)生都這樣描述他們的夢想:“有房子就是我最大的夢想?!?/p>
這些充滿活力、滿懷理想的天之驕子們,從小被灌輸要好好學習、將來考取大學來改變自己的人生的思想。但當他們走出校園時才驚奇地發(fā)現: 城市住房的高房價已經徹底將自己“拋棄”了,自己無論怎樣奮斗也趕不上“富二代”、“官二代”。他們甚至失去了靠自身努力向上提升的希望,璀璨卻難以實現的夢想讓他們痛苦著、彷徨著,社會的漠視更無比煎熬著他們年輕脆弱的心靈。
今天,房子儼然成為我們這個社會衡量成功與否的標準,高房價打亂了年輕人心中原本平衡的價值體系。正如阿蘭·德伯頓所提出的“身份的焦慮”,我們的很多年輕人寧愿追逐著不可能的“房子”,而這恰恰就是身份焦慮的表現。
盡管未來中國還需要30年時間才能基本解決4億農民的進城問題,可是社會學者們梳理了房產購置者的社會結構后卻驚奇地發(fā)現: 雖然居民消費有所增長,進城的農村人口越來越多,但這些人并非買房的主力,當前的買房人,主要還是包括改善住房者和投資投機者在內的有房一族。
根據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秘書長王建的統(tǒng)計,2000—2010年房價上漲率是7.6%。但根據《中國商業(yè)研究報告》顯示,同期中國城市居民中60%的中低收入居民的年收入增長率只有5.5%,也就是說,主體居民的收入增長顯著低于房價上漲。
因此,現在的房地產問題,從表面上看是矛盾聚焦在房價上,但其背后反映的實質問題是,中國房地產市場到底應選擇什么樣的發(fā)展道路、發(fā)展方向。然而,我們不能忘記,居者有其屋——才是人類最基本的社會需求,這一權利能否得到滿足,決定了一個社會能否穩(wěn)定。
中國的城市化就像一輛奔馳前行的列車,有些人在猛踩油門,另一些人則險些被甩出車外。如果說只有少數人成為城市化的犧牲品,那么我們可以說是他們被淘汰了,可如果社會的主體都被高房價碾過,那么我們就應該反思: 這樣的城市化究竟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