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 年，來自美國的快餐肯德基進入中國。平素里只有在年節(jié)才能吃上一次紅燒雞塊的中國人，面對西式的炸雞和面包沙拉，的確有太多的不習慣。雖然當時有很多人出于好奇排隊去吃，但是也有很多人罵街，說坑人騙錢。東西方的差異不僅僅體現(xiàn)在雞塊兒上，作為第五代導演中代表人物的張藝謀也在不同文化的碰撞過程中交了一次昂貴的學費。

張藝謀自打出道以來，從《一個和八個》到《紅高粱》一直都是順風順水，獲獎無數(shù)。但張藝謀不是神，他也會失敗，何況剛剛坐上導演位置，還有許多東西需要學習和體會。就在出演《古今大戰(zhàn)秦俑情》的同時，張藝謀還為朋友執(zhí)導了一部純商業(yè)化的電影《代號美洲豹》，就是這部片子被張藝謀看作最為失敗的電影。按照張藝謀的話就是："影片《代號美洲豹》不成功，因為那不是我想拍的東西，是我為朋友而做的一件事，所以自此以后盡量避免拍自己不想拍的東西。"

在內(nèi)容上，《代號美洲豹》太超前了。說是超前可能是比較好聽的說法，大眾的說法就是脫離觀眾。反恐這個話題，對于中國人來說更多的是從9.11開始的，也是近年才流行起來的。早在1988年的中國，大家談論的大多還是社會治安問題，至于"反恐"這個詞離老百姓的生活太遙遠了，放到電影中，大家看起來自會覺得不倫不類、不知所云。

我們從張藝謀獲得贊譽的電影來看，大多都是農(nóng)村題材，或者沖破舊勢力的題材，形象點說是吃慣羊肉泡饃了，而一旦真正進了城市，要讓他來頓法式大餐，那種無所適從，不知道刀叉如何使喚的問題就出來了。何況是這樣一部純商業(yè)的電影，特別面對香港程序化非常嚴重的商業(yè)片，更加顯得無所適從。其實這些問題，張藝謀在此后的一系列城市電影中也顯露無余。于是我們在這里可以探討，一個導演自己的風格確定以后，他還是需要延續(xù)的，如果想要對自己的風格進行徹底的改變，那么所面臨的痛苦可不是一粒芬必得就能解決的。即使你付出了再大的心血，再大的努力，并不是有成功的愿望就能是成功的。第五代電影人大多數(shù)面臨著這些問題，他們也不可能各方面都成功。如何適應這個社會，適應電影觀眾的胃口，與如何堅持自己風格便成了一個非常矛盾的問題。

疼痛過后，張藝謀還要拍電影，因為要生存，要實現(xiàn)自己的夢想。一部《紅高粱》是不夠的，他需要更多的空間來展示自己，也希望自己能夠攀上這個行業(yè)的高峰。就在《古今大戰(zhàn)秦俑情》和《代號美洲豹》拍攝的過程中，張藝謀的團隊也在搜索著好的劇本，于是劉恒的《伏羲伏羲》出現(xiàn)在張藝謀的面前，《菊豆》也就帶著那股西北農(nóng)村婆姨們所特有的略帶著些許騷動的美麗，走入了我們的視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