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寧愿承受被濫用了的新聞自由”

香港文化人梁文道曾將“毒瘤明”當(dāng)作香港娛樂傳媒生態(tài)的典型一例：“每隔一段時間，香港娛樂圈總會制造一個‘社會公敵’出來，供大家嘲諷挖苦，發(fā)泄取樂?！?/p>

1990年代初《Yes!》雜志大行其道時，雖算不得正宗娛樂媒體，卻也開了“丑聞報道”風(fēng)氣先。1988年，娛樂版位于副刊，只有2版12條字，隨后專業(yè)娛樂周刊《壹周刊》創(chuàng)立，八卦風(fēng)氣漸濃，如今娛樂版成為重頭，10-15版是常態(tài)，甚至做到20版。查小欣回憶1980年代娛樂記者與藝人時常成為朋友，電話打到家里，與父母親友、阿姨保姆先聊兩句，藝人形象往往正面、積極，供人膜拜。記者尚存“職業(yè)道德”，查小欣的師傅曾傳授過娛樂記者三原則：一不能打官司，二不能賠錢，三不能道歉，可前一陣子，她的徒弟因被訴誹謗賠了藝人6萬塊，大喊道：“6萬買個封面，真便宜！”經(jīng)紀(jì)人的出現(xiàn)也使人情味淡了，沒有炒作、不講丑聞就不會引起注意?！艾F(xiàn)在我真是不懂了，我說年輕人不負(fù)責(zé)任，年輕人講我OUT。”

梁文道將香港比作一個村兒，空有國際大都市之名，村民自幼接受填鴨教育，不善思考，只懂得單一的消遣；又存了祖輩傳下的“過客心理”，少關(guān)心時政新聞，多喜愛家長里短雞零狗碎。林奕華將其歸咎為“身份焦慮”：“我們講八卦的時候，那些對象我們一邊羨慕，一邊嫉妒。我們也希望活在焦點下，卻無法達(dá)成，我們希望看到壞的事情，從而獲得安慰，我其實也沒那么糟糕。這種帶有身份焦慮的欲望投射，有很多負(fù)面情緒。我們是在消費明星的丑聞，消費明星的人格陰暗面，消費明星不為人知的虛偽。八卦最大的價值，不是把一個人捧上天，而是捧他上天，再把他給拉下來。”

倪震落淚接受《壹周刊》采訪時主動提起劉錫明：“這次，我感謝劉先生寬宏大量，在記者一再挑撥下，他都只是說現(xiàn)在有幸福家庭，不想重提，他沒有落井下石?！彼麄冊趶奈粗\面時結(jié)下仇怨，又在未謀面中和了解。

可又如倪震自己所說，“種下惡因，天網(wǎng)恢恢，公義、報應(yīng)出現(xiàn)了”。他視整個香港娛樂媒體視為仇家，他們以其人之道還治于其人之身：“這次是六大派圍攻光明頂。因為我始終心直口快，有仇口，也打過官司，別的藝人逆來順受，我不是，我會惡語相向，我會口誅筆伐，這次我行差踏錯，當(dāng)然大家有冤報冤，有仇報仇。私仇是有的，星島系，即《星島日報》，東周刊》，《頭條日報》和《The Standard》，我是和他們的大老板有官司的；《蘋果日報》、《壹周刊》、《忽然一周》，《FACE》，這一系也是仇人來的；《東方新地》也是翻過臉的。都在這了?！?/p>

以倪震之見，這是香港的新聞自由被濫用了：

“香港的新聞自由，由于97回歸成為一個十分敏感的話題，大家將新聞自由擺在特別重要的位置，是不能碰的，無論怎樣濫用，還是不能碰。傳媒工作者里的敗類就是充分濫用了新聞自由。我在外面喝醉酒同別人接吻，這個是新聞，公眾有知情權(quán)；我去買水果，關(guān)你什么事？公眾是不需要有這樣的知情權(quán)的。現(xiàn)在買水果被拍照不打緊，拍回去之后一定要寫壞話的，因為在香港，好話不賣錢，競爭之下，你壞我更壞，滾雪球一般。

用合法的途徑，沒有辦法對付得了他們，那是否要用非法的途徑呢？那就要看各人的修為了，要看值不值得了。我自己的估計，血案是必定要發(fā)生的，因為法律已經(jīng)沒有辦法保障到公眾人物。普通市民反而沒事，你試下在街上隨便挑個人，拿相機不停拍照半小時，他去哪里你跟到哪里，看他打不打你。我們是不能打人的。報警也沒有用。在公眾場合拍照是他們的自由，但是在公眾場合用強燈不停閃，是不是他們的自由？這些是灰色地帶。傳媒人狂了，覺得自己是皇帝，無法無天?！?/p>

可轉(zhuǎn)過頭，倪震還是推薦起新書《墓碑》，楊繼繩先生關(guān)于1960年前后中國大饑荒的調(diào)查報告，只在港臺有售。他說：“看《墓碑》，我感到?jīng)]有新聞自由是很恐怖的。不希望娛樂媒體猖獗，惹來控制傳媒的反彈，成為鉗制傳媒的借口。有人問過我爸爸，他們寫倪震寫成這樣，你不是和他們關(guān)系很好的嗎？他說，如果這樣的八卦新聞能夠讓時政版面獲得更多關(guān)注，我認(rèn)為值得。但我是付賬的那個人，我寧愿承受被濫用了的新聞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