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快速看一下中國為何很可能會維護現(xiàn)有國際秩序。首先，現(xiàn)有的全球實力架構確實“以西方為中心”，但形成的時間只有200年——這種架構因《布雷頓森林協(xié)議》而得到鞏固……中國共產黨并未受邀參加談判。其次，現(xiàn)有體系是“開放的”——但前提是這個國家同意遵守西方的規(guī)則。第三，該體系是“一體的”。第四，該體系有規(guī)則可循。

誠然，西方堅持維護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北京對此表示贊成——但這只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發(fā)現(xiàn)這樣對自己有利。最后，該體系具有“廣泛而深厚的政治基礎”。同樣，我們要從北京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這個國際體系具有“廣泛而深厚的”西方“政治基礎”。歷史學家會迅速指出，亞洲并未廣泛接受猶太教一基督教、希臘和羅馬的傳統(tǒng)，我們卻要相信中國人會長期接受這些價值觀是國際政治體系的唯一合理的基礎？

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務實主義那么，中國人為何選擇在現(xiàn)有國際體系中運作？我們現(xiàn)在要回過頭來，看看先前提出的、中國共產黨把務實主義作為意識形態(tài)基礎的觀點。如果我們假設中國領導人是理智的（我們沒有理由不這樣想），那么北京就必定意識到，默然同意在現(xiàn)有體系中運轉對自己有利。

中國發(fā)現(xiàn)，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的世界正合他們的心意。最初的布雷_頓森林協(xié)議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為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由于《二戰(zhàn)期間獲取的收入而積聚了數量可觀的黃金。（據說，美國在二戰(zhàn)結束時擁有價值260億美元的黃金儲備。1945年的國際黃金儲備總量約,為400億美元，美國獨占65%。）更重要的是，因為美國愿意推動形成這樣一種貿易模式，讓正在復蘇的歐洲和日本富裕起來，由美國來埋-單。

1945 -1950年，正當歐洲為國際收支問題焦頭爛額時，“馬歇爾計 劃”和美國在其他領域開展的工作幫助復興了國際經濟。1950年，國際收支由逆差變?yōu)轫槻睢Y金流出美國，進入歐洲各國央行。盡管這,原本有可能導致華盛頓的黃金儲備大量減少，但大多數國家還是選擇不把美元轉換成黃金。為什么？因為美國的貿易赤字保證了國際經濟的流動性，并且進一步促進了出口國的經濟發(fā)展。此外，把黃金確定在固定價格后，持有美元比掌握銀行金庫更有利可圖。美元可以用于賺取利息一人們持有的黃金可不那么容易轉化為投資收益。在我們接下來的分析中，請牢記這一點。北京將認真學習并運用倫敦、巴黎和羅馬的經驗。

在接下來的50年里，最初的布雷頓森林協(xié)議大半已經分崩離析。

然而，這并不是說布雷頓森林所蘊涵的基本經濟原則也已灰飛煙滅。

2003年，邁克爾，杜利( Michael Dooley)、戴維·福爾克茨一蘭多f David Folkerts - Landau)和彼得·加伯(Peter Garber)發(fā)表了一篇題為《論再興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論文。作者們認為，國際經濟和政治體系存在“核心”和“外圍部分”。美國是核心，歐洲和日本則構成了日趨形成的外圍部分。杜利、福爾克茨一蘭多和加伯認為；“外圍國家選擇的發(fā)展戰(zhàn)略是低估貨幣價值，控制資本流動，積累貿易儲備，把（核心）用作提高本國金融體系信譽的金融機構。反過來，美國通常通過外來直接投資的方式向這些外圍國家提供長期借貸?！?/p>

按照杜利、福爾克茨一蘭多和加伯2003年對經濟史的了解，第一階段的布雷頓森林崩潰是歐洲和日本日趨繁榮的結果。不過，他們進而認為，此后的自由浮動匯率時期“只不過是一個缺乏重要（經濟）外圍部分的過渡期”。按照杜利、福爾克茨一蘭多和加伯的說法：“社會主義國家與國際貨幣體系毫無關聯(lián)。”杜利、福爾克茨一蘭多和加伯認為，“亞洲外圍部分”如今與柏林、巴黎和羅馬的先行者走上同一條道路，取代了歐洲和日本。也就是說， “國際貨幣體系的態(tài)勢、儲備積累、凈資本流動和匯率變化都是由這些外圍國家的發(fā)展驅動的”一美國再度充當了“核心”。

華盛頓為何會居于核心位置？杜利、福爾克茨一蘭多和加伯說：

亞洲傾向于持有美國資產，但這并不表明亞洲對美國抱有缺少理性的親近感。亞洲會很樂于向其他地方出口產品，但前提是能夠通過由此導致的失衡獲取資金。但是，美國是開放的，歐洲則不是。由于結構問題，加上承擔著同化東歐的任務，歐洲無法吸納如潮的商品。因此，亞洲的出口產品流向了美國，其資金也是一樣。

簡而言之，杜利、福爾克茨一蘭多和加伯認為，對布雷頓森林至關重要的經濟關系只不過發(fā)生了地理轉移。廣泛地看，外圍國家仍然利用與美國的貿易失衡來為本國的經濟發(fā)展提供資金。反過來，外圍國家在美國投資，購買美國消費者無錢購買的企業(yè)和政府債務，從而支撐了美國的開支。

這種共生關系（乃至現(xiàn)有國際體系）對中國當然有好處。決策者當前面臨的問題是，這種關系能否持久？對于這個問題，人們尚未給出統(tǒng)一答案，但也并非避而不談。學術界的一些成員認為，北京純粹是在利用現(xiàn)有體系做手腳，為自己牟取好處。

例如，普林斯頓大學的政治和國際事務教授阿倫·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g)認為，中國奉行商業(yè)主義政策，利用現(xiàn)有體系“悄無聲息地對美國的戰(zhàn)略施加影響”。弗里德伯格認為，中國主要通過與美國企業(yè)建立商業(yè)關系的方式來達到這個目的。如此一來，中國就可以通過“獎懲”來促使美國企業(yè)服務于中國的議程。弗里德伯格指出第二種選擇辦法是中國開展金融外交。美國依靠中國購買美國的國債，以此為美國的赤字開支提供資金，同時也使美國難以抵御“金融訛詐”。也就是說，中國可以威脅停止購買我們的債務，或者迅速些債務，從而使美國經濟陷入混亂。無論屬于哪種情況，弗里德論點都是一樣的——中國實現(xiàn)經濟增長并參與現(xiàn)有國際體系，“使之掌握了越來越多的對別國施加影響的手段，如果愿意的話，還可以展開戰(zhàn)略競爭”。

有些人把他的論點發(fā)揮到了邏輯上的極致，堅稱由于中國的議程自私自利，中國最終將使世界經濟發(fā)生動蕩。按照他們的這種設想，北京一味追求經濟增長，從而導致貿易扭曲、金融嚴重失衡、稀缺資源引發(fā)激烈爭奪。這種論點的支持者想當然地認為，中國采取”掠奪貿易政策，人為壓低人民幣價值，極力“把持”石油、天然氣和銅等資源——這些都是北京想要實施破壞的證據。他們繼而說，華盛頓與北京的區(qū)別在于，“美國把繁榮的全球經濟視作擴大（美國）影響力的手段……中國卻把全球經濟（本國出口商品和原材料的可靠市場）視作促進國內穩(wěn)定的手段”。

中國政府說，北京將通過快速拋售美國政府債券的方j實施“金融核戰(zhàn)略”伴隨而來的后果——美元急劇下跌、財政部債券市場崩潰、美國可能發(fā)生經濟衰退——將令華盛頓無法忍受，所以美國政界人士更愿意接受北京的要求，而不是冒險承受“附帶影響”。

可想而知，人們圍繞中國是否愿意實施該戰(zhàn)略（尤其是考慮到北京持有可觀的美國國債，迅速拋售將對中國經濟造成損害）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事實上，中國官員竭力淡化關于金融“核戰(zhàn)略”的討論。例如，2007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試圖駁斥關于該行將實施這一計劃的傳言，發(fā)表聲明宣布北京是“國際金融市場中的負責任的投資者”，“包括美國政府債券在內的美元資產是中國外匯儲備的重要組成部分”。

另一方則認為中國是負責任的國際社會成員，估計中國會維護現(xiàn)有體系。這個派別的倡導者喜歡引用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中國的項任務，以此作為討論的開端：(1)反霸權和維護世界和平；(2)爭取統(tǒng)一臺灣；(3)加緊中國的四化建設。中國的支持者認為，這些任務表明中國決心在國際體系內運作，而不是致力于推翻舊有制度。

也許阿拉斯泰爾·伊恩·約翰斯頓對這種立場的敘述最為到位。約翰斯頓2003年在一篇題為《中國是一個安于現(xiàn)狀的大國嗎》的學術文章中稱：

……我們很難得出結論認為，中國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修正主義國家，在所謂的“國際社會”的邊界以外或者邊緣地帶運轉。相反，就圍繞重大議題形成的國際社會來說，（中國）空前地融入了國際機構，并且在這些機構內體現(xiàn)了空前的合作態(tài)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