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非敢謂紹圣本之譽荊公者，遂為信史，然如元秸、紹興本欲以一手掩盡天下目，則吾雖欲無言，又鳥可得也？蔡氏所撰《荊公年譜》載靖康初楊時論蔡京疏，有南宋無名氏書其后云：

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shù)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秸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fā)憤于黨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于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溫公；而龜山之進，又由于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會無涉。至于龜山在徽宗時，不攻蔡京而攻荊公，則感京之恩，畏京之勢，而欺荊公已死者為易與，故舍時政而追往事耳。  （后略）此其言最為洞中癥結(jié)。荊公所以受誣千載而莫能白者，皆由元秸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造為已甚之詞。及道學(xué)既為世所尊，而蜚語遂變鐵案。  《四庫提要》推原妹史>舛謬之故，由于專表章道學(xué)，而他事不措意，誠哉然矣。顏習(xí)齋又嘗為韓倔胄辯冤，謂其能仗義復(fù)仇，為南宋第一名相。宋人誅之以謝金，實狗彘不如。

而宋史以入之奸臣傳》，徒以其得罪于講學(xué)諸君子之故耳云云。朱竹坨、王漁洋皆論張浚誤國，其殺曲端與秦檜之殺岳飛無異，徒因浚有子講學(xué)且為朱子所父事，遂崇之為名臣，而文致曲端有可殺之罪，實為曲筆云云。凡此皆足證（錸史》顛倒黑白變亂是非之處，不一而足，而其大原因則皆由學(xué)術(shù)門戶主奴之見，有以蔽之，若荊公又不幸而受誣最烈者也。吾故先評之如此。吾言信否，以俟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