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理學家謝上蔡謂“順理為直”，今可更進一解曰“合義為直”（直道即義道）。如果你問，那偷羊之罪就不管了嗎?當然要管，由負責的有關(guān)部門和有關(guān)人員來處理。無論如何，那不應(yīng)該是“兒子”的職分。至于《孟子》對瞽瞍殺人的設(shè)問，也有“合情、合理、合法”的回答。（請參看拙著《孔孟荀哲學》卷中，孟子之部，300—302頁。）單就倫理學而言，孔子、孟子是對的。如果你認為這樣還不算真正解決問題，那是因為這個問題根本不可能無憾地解決，即使上帝也做不到。孟子的回答，已經(jīng)是最好的了。

五、天理、國法、人情

中國社會用到“人情”二字，通常都不是私情，而是指人之常情，也即人情之常，人情之自然。同時，“情理法”這三個字，也未必“情”字的重要占第一位。今人看得太死煞，以為一定要改為“法理情”，其實比未必妥當。因為這三者的重要，并不是單純的順序問題。若從順序看，無論“情理法”或“法理情”，都是不夠妥順的。三者的順序，應(yīng)該是民間另一句話：

天理——國法——人情

這樣的順序，才合理合宜?！疤炖怼睘橄?、為本，“國法”“人情”皆不可違背天理。國法要公正、要嚴明，人情要培養(yǎng)、要維護。太史公的外孫楊憚?wù)f過：王道者，人情之田也。田地是生長農(nóng)作物的，王道就像田地，人情之正必須在王道這塊田地里面，才能獲得順適的生長。王道公而無私，可見人情決非私情。這三者的順序，最好用三角形來顯示：

天理

國法

人情

如果用直線序列，無論“情理法”、“法理情”，甚至“理法情”，都不算最好。

六、孔子為歷史文化“解構(gòu)”

最后，論文末段提到孔子“刪《詩書》，訂《禮樂》，贊《周易》，修《春秋》”，乃是為文化生命“解構(gòu)”。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說法。經(jīng)典是文化生命的精粹，是文化傳統(tǒng)的結(jié)晶。但如果后人對經(jīng)典文字的解讀不恰當，不相應(yīng)，那反而會形成對文化生命的桎梏。所以必須“解構(gòu)”。而最好的解構(gòu)方式，就是“整理古文獻，賦予新意義”。這正是孔子所做的，此之謂“在解構(gòu)中重建，在詮釋中開展”?？鬃訉χ腥A文化的重大貢獻，正在于此。

1997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