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判儒家是西方意義上的宗教，就去掉了儒家針對西方分類法的一種自保意義上的毖要含糊或模棱兩可。它不僅在理路上不合適，而且對于儒家自身是件危險的事情，比如它忽視了儒家的許多活生生的特點，生硬地制造出儒家與其他宗教的正面沖突，促使儒家或排外，或被外排，而歷史上儒與道、佛之間就從來不是這種你死我活的關系。

將西方宗教的判教方式，乃至西方宗教學的研究方式用到印度的宗教，比如佛教，已呈左支右絀的窘態(tài)，用到中國的文化現(xiàn)j象，特別是儒家上來，就更是勉為其難了。尤其是對孔子，西方的范疇分類實際上就不知拿他老人家怎么辦，因為夫子是一切形而上學的反例，一切“必固”式的說法的反例。黑格爾說他只是個“實際的世間智者”，龍華民等又斷定他在儒教中是神。確實，他既是“至圣”，又只是一“先師”而非“先知”；（按公羊家）他是“王”，但又只是“素王”，或“日日新”意義上的“新王”，而非定格在歷史事實中的某一朝代的王。按《易·彖·觀》，他處于周公的制禮作樂、“以神道設教”與后來的孟茍、漢宋儒之間，既承續(xù)禮樂教化之天道大統(tǒng)，又使之仁（人）化、文化和歷史生命化。不論后世儒者如何不濟，不能充分領悟此至圣先師及“素王”的中庸或中行的豐滿大義，但只要是真誠的孔門弟子，就總不會完全將孔圣所闡發(fā)者都壓扁為一門西武的“宗教”。

清末民初，面臨以基督教和民主科技為核心的西方文化的壓迫，康有為以基督教為模式建構儒教或孔教，主張“以孔教為國教”。后來，儒家隨著清朝、袁世凱和張勛的敗亡而亡敗了。

“文化大革命”后任繼愈、李申又重提“儒教是宗教”，目的之～是論證“儒教帶給我們的是災難，是桎梏，是毒瘤，而不是優(yōu)良傳統(tǒng)”。③看來這些學者認為“文化大革命”對儒家的批判還不夠到位，似乎已經(jīng)死了的儒家還有“宗教”的“游魂”在飄蕩惑人。這之后，就有了“河殤”、“十字架上的真”一類的反應。

將儒家判為西式意義上的宗教，在現(xiàn)代的、相當西方化了的中文世界的分類結構中，會大大簡化我們的話語（如同拼音簡化了漢字），讓關于儒家的討論進入一個被人工道路化了的地域。這就出現(xiàn)了兩層贊成與反對的格局。在第一層上，大家同意儒家是宗教，這樣，贊成儒教和反對儒教的都有了一個可落實的著力對象。在第二層上，大家不認為儒家是宗教，于是贊成和反對儒家的就都相信儒家只有世俗文化的價值，沒有神圣的價值。陳獨秀（晚年）、蔡元培等新文化運動干將主張儒家不是宗教，只是文化或思想，但其意在判此思想為腐朽反動的思想，與整個新文化和新思想，實際上就是西方文化與思想沖突，而不只是與其他的宗教沖突。另一個潛藏的目的或后果，如某些學者所猜測的，是要否認儒家作為一個正經(jīng)宗教在現(xiàn)代“信仰自由”的社會中的存在權。④今天，蔣慶先生又提出“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哪電認為，“儒家是一個學派，存在于儒家義理價值未上升為‘王官學’（國家主導意識形態(tài)）的時代。（與之不同的是）儒教不是學派，而是一個具有獨特文化自性的自足的文明體，存在于儒家義理價值上升為‘王官學’（國家主導意識形態(tài)）的時代，即存在于儒家義理價值形成國家‘禮制’、‘文制’以安頓人心、社會與政治的時代。因此，面對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戰(zhàn)，必須全方位地復興儒教，以儒教文明回應西方文明，才能完成中國文化的全面復興?！雹逓榱藢崿F(xiàn)這個目標，蔣慶提出讓儒教“進入到政治權力中心”j的“上行路線”，以及“在民間社會中建立儒教社團法人”（即成立i類似于中國佛教協(xié)會的“中國懦教協(xié)會”）的“下行路線”。并且主1張“首先必須走儒教形成的‘上行路線’，因為‘上行路線’是儒教形成的正途”。⑦這又讓人感到了談論“儒教”對于儒家可能造成的某種危險。

從形式上，它似乎與康有為的主張有不少相似之處。但是，現(xiàn)在的問題是：為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是否可以不復興儒家？我認為不可。再者，今天和可見的將來，為了復興儒家，是否可以不“重建儒教”？我也認為不可（理由見下面第三節(jié)）。海德格爾引荷爾德林的詩：“哪里有危險，哪里才（可能）有拯救?！彼鼘τ趶团d儒家與中華文化同樣適用，因為這復興，在以“文化大革命”為高潮的廣義新文化運動之后，絕不是一件不涉險排難而可以靠“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