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為我大清藩屬二百余年，歲修職貢，為中外所共知。近十數年來，該國時多內亂，朝廷字小為懷，疊次派兵前往戡定，并派員駐扎該國都城，隨時保護。本年四月間，朝鮮又有土匪變亂，該國王請兵援剿，情詞迫切，當即諭令李鴻章撥兵赴援，甫抵牙山，匪徒星散。乃倭人無故派兵突入漢城，嗣又增兵萬余，迫令朝鮮更改國政，種種要挾，難以理喻。我朝撫綏藩服，其國內政事向令自理，日本與朝鮮立約，系屬與國，更無以重兵欺壓、擅令革政之理。各國公論，皆以日本師出無名，不合情理，勸令撤兵，和平商辦；乃竟悍然不顧，迄無成說，反更陸續(xù)添兵。朝鮮百姓及中國商民日加驚擾，是以添兵前往保護。詎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只，乘我不備，在牙山口外海面開炮轟擊，傷我運船。變詐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該國不遵條約，不守公法，任意鴟張，專行詭計，釁開自彼，公論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曉然于朝廷辦理此事，實已仁至義盡，而倭人逾盟肇釁，無理已極，勢難再予姑容。著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厚集雄師，陸續(xù)進發(fā)，以拯韓民于涂炭；并著沿江、沿海各將軍督撫及統(tǒng)兵大臣，整飭戎行，遇有倭人輪船駛入各口，即行迎頭痛擊，系數殲除，毋得稍有退縮，致干罪戾。將此通諭知之。欽此?！盵10]

同一天，巧藏禍心的日本政府也正式對中國宣戰(zhàn)，宣戰(zhàn)詔書里處處可見對國際法的利用。戰(zhàn)爭爆發(fā)的1894、1895年值日本明治二十七、二十八年，這場戰(zhàn)爭在日本被叫作“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戰(zhàn)爭”。

“為保全天佑萬世一系之皇祚，大日本帝國皇帝示爾忠實勇武之有眾：朕茲對清國宣戰(zhàn)，望文武百官仰體朕意，于陸海從事對清交戰(zhàn)，以期努力實現國家之目的。茍限于不違國際法，各應職能，盡一切手段，必期周全。惟朕即位以來，于茲二十余年，堅信為求文明之化，和平之治而決不干涉外國。故使文武常努力于友邦之篤誼，幸與列國之交往逐年親密。孰料清國之于朝鮮事件，對我有節(jié)節(jié)破壞鄰交，喪失信義之舉。朝鮮乃最初受帝國之啟導與列國為伍，成為獨立之國。然而，清國每每自稱朝鮮為其屬邦，出兵朝鮮。朕依明治十五年之條約出兵防變，更為使朝鮮永免禍亂，保持將來治安，以維護東亞全局之和平，首先勸告清國協同從事，清國反設詞相拒。于是帝國勸說朝鮮改革弊政，內固治安之基，外保獨立之權，朝鮮遂允諾之。但清國始終暗施百計妨礙其目的，左右托詞延緩時機以整其水陸兵備。一旦告成，即以其力達其所欲，以大軍派往韓土，擊我艦于韓海；明則轉嫁于朝鮮國治安之責。如是，則帝國率先使之與諸獨立國為伍之朝鮮地位，同為此表示之條約均將因之而蒙晦，帝國之權利將為之損傷，東亞之和平將為之難保長久。就其所為，深揣其計謀之所在，實不得不謂自始以犧牲和平，而遂其奢望者。事已至此，朕與和平相始終，宣揚帝國之榮譽于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