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四條只是一般標準，文官也好，武官也好，這四條標準只是一般性用人標準，而重要的、關鍵的崗位，僅有這四條標準是不夠的。為此他提出一個最高的衡量人才的標準，用他的話叫“上上之選”。那么，這個最高標準是什么？曾國藩用了四個字 “忠義血性”?！爸摇迸c“義”在先秦之前是兩個獨立的概念。在儒家的概念里，“忠”指的是盡心為人辦事，不分對上與對下。如孔子說：“為人謀而不忠乎？”（《論語·學而》），“教人以善謂之忠”（《孟子·滕文公》）；而“義”指的是辦事準確，幾乎包括處理一切人際關系，如“不義而富貴，與我如浮云”（《論語·述而》），“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 其使民也義”（《孟子·梁惠王》）。

后來“忠”的含義表達的是為人不貳，為人忠誠，更多的是對國家而言，要公忠體國，盡心王事?！傲x”也演變成行俠仗義，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的義行。血性，是忠義赤誠的性格。一般而言，有血性的人疾惡如仇，敢說敢做，敢作敢為，不向邪惡勢力低頭。尤其是當別人有危難時能夠挺身而出，而絲毫不顧及個人得失。曾國藩提出，忠義血性才是上上之選，是最好的人才。這就是說，人要有激情，有持久的激情，不能五分鐘熱血，虎頭蛇尾，更重要的是敢于擔當，有承擔。他說：古往今來的英雄，并非一開始就一定要成為一個大英雄，而是有所激、有所逼而成就的。這就是說，“忠”是對一個組織而言的；“義”是對個人而言的；“血性”是有激情，有擔當，敢作敢為。曾國藩挑選的接班人也好，重點提拔的人也罷，都是從“忠義血性”這個視角當中選擇的。

曾國藩說，表面上看來，如果一個人具備了四條標準，但不具備忠義血性，則不是最好的人才。最好的人才必須具備忠義血性這個上上之選的最高標準。如果一個人具備了忠義血性，即使前面的四條只具備三條、兩條或一條，但也能夠逐漸地將四條都具備了。相反，一個不具備忠義血性的人才，即使具備前面的四條，但最后臨大難，在重大、關鍵的時候，還是不可靠。所以曾國藩說，忠義血性是上上之選。

他說，湘軍之好處，全在無官氣而有血性。若官氣增一分，血性必減一分。若打仗能出則向前，入則殿后，此一端已有可為統(tǒng)領之質。又有血性而不忘本，有誠意而不擾民，若加意培養(yǎng)磨煉，將來或可成大器也。

而忠義血性大多具有樸實廉介的特點。因此曾國藩又延伸了他的用人思想，指出：大概觀察人的辦法，以樸實廉介為本質，有這樣的品質再加上特殊才能，這樣的人是最可貴的。如果沒有品質，就是有長處也是靠不住的。“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說的人無本不立，其意義就在于此。

方宗誠觀察到，曾國藩“平日取人，皆誠樸厚重一流，而不喜才華浮薄者。若德行文學之儒，則奉為上賓，出入談論而不肯煩以吏事”。

胡林翼也說：

成就大業(yè)總以得人為主。子游為宰，首在得人。茍得其人，鳴琴可理；即長孺臥治，亦可理。不得其人，雖日夜操勞，而無濟于治。求才之法，謀野則獲，謀邑則否。野多樸而邑多巧，野尚質而邑尚文也。又說：天下強兵在將。上將之道，嚴明果斷，以浩氣舉事，一片純誠；其次則剛而無虛，樸而不欺，好勇而能知大義。要未可誤于矜驕虛浮之輩，使得以巧飾取容。真意不存，則成敗利鈍之間，顧忌太多，而趨避愈熟，必致敗乃公事。

前面提及，文官和武官各有四條標準，而忠義血性是上上之選。曾國藩還提出一個具體入手之處 檢驗人才能不能勝任，將來有沒有發(fā)展前途的“五到”，這也是他經常掛在口頭上的一句話。他說，辦事情，人才要以“五到”為要。這“五到”分別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和口到。

關于“身到”，曾國藩說，文官有身到的要求，武官也有身到的要求，就是要下基層。一個領導沒有下過基層，就不是一個好領導。文官就要“親驗命案”，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