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高中后班上有好幾位老師頗受同學的歡迎，譬如教生物的許翠英老師，教理化的史老太，教數(shù)學的王右鈞老師，以及從香港來的一位教國文的女老師（名字已經(jīng)記不得了，只記得她的綽號是板鴨），另外還有一對教英文的美國年輕夫婦Mr. and Mrs.Anderson 。

許翠英老師是一位熱愛大自然的人，她對各種生物的興趣和喜愛可以從她的言語中清楚地得知，同學們受到了感染，上課都很專心，至今我還記得當時心專注得連外面的噪音都聽不見了。她有時帶我們出校門去外雙溪附近勘察自然，我們懷著“出埃及記”的心情跟在她身后，其實我們真正的興趣還是校外的小雜貨鋪。大家火速地鉆進去買話梅、橄欖，吃不完的就放在太空衣的帽子里私運回宿舍繼續(xù)享用。我們對許老師的通融都十分感激。

教理化的史老太是道地的北平人，一口京片子在假牙的開合中夾雜著怪異的嘶聲，她的幽默神似《紅樓夢》里的劉姥姥，同學們喜歡逗她，尋她開心。如果理化不及格，到她的房里和她磨蹭一陣子，六十分通常有望。有一回上課時她旗袍里的老式底褲松了，突然脫落在腳背，引起了全班同學的哄堂大笑。

從香港來的那位國文老師特別喜歡我的作文，她當時受“左”派思潮的影響，言論里經(jīng)常流露出社會主義和宗教的人道關懷。我因為家中有母曾嫁過共產(chǎn)黨員，在她的啟蒙之下開始閱讀起托爾斯泰和魯迅，或許是這個緣故，我的作文總能博得老師“冰雪聰明”或“蘭心蕙質”之類的評語。在個人信心的建立上這位老師帶給我不小的幫助，后來有人從她的床底搜出了《毛語錄》之類的書籍，因而被冠上“匪諜”的帽子，自此幽囚受辱。解嚴之前國民黨對人權和人心的鉗制從這位老師的遭遇可見一斑。多年來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她厚厚的鏡片和嘴唇、瘦長平板的身材、齊耳的老革命頭和陰丹士林的長旗袍，時常浮現(xiàn)在我的腦海里。

Mr. and Mrs.Anderson 是來自明尼蘇達州的年輕夫婦，他和她的教學方式都頗為開明。安德森先生喜歡在視聽教室里播放披頭士（The Beatles ）的歌曲給我們聽，有時也以自由聯(lián)想的形式和我們探索神學。我記得某一天他要我們在紙上隨意繪出自己潛意識里的神性。我當時畫的是兩座山，中間有道橋，他要我站起來說明其中的含意，我告訴大家我愿意做一道橋聯(lián)結人的國度與神的國度?，F(xiàn)在回想起來覺得相當不可思議，其實那么早我的潛意識已經(jīng)知道自己要扮演的角色了，但這份愿望的徹底實現(xiàn)卻歷經(jīng)了漫長的二十幾載。

王右鈞先生是我從小到大最有緣的數(shù)學老師，他的教學靈活，令數(shù)學智障都得到了啟蒙，只可惜我雖然與他有緣，卻始終與數(shù)學無緣，最后要不是他放水，我高三可能畢不了業(yè)，還有好幾位同學也都是同樣的情況。

從高三開始我一頭鉆進了圖書館的世界里，我花許多課外時間閱讀國外的報章雜志及翻譯作品，譬如Time 、Life 、Newsweek 、National Geographic 、Vogue ，以及泰戈爾的詩集、屠格涅夫的小說和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等。那時烏托邦的思想在我的心中逐漸萌芽，每節(jié)下課的休息時間，我和最要好的同學王建梅（目前是博達版權公司的負責人）一同搭檔演出Lennon and McCartney 。老王長得真像列儂（John Lennon）， 后來又加入了低幾屆的李敏，而她長得也十分酷似麥卡特尼（Paul McCartney ），三個人背了數(shù)十首披頭士的暢銷金曲，每節(jié)下課湊在一起高歌，旁邊總是有一群同學圍觀。

那時有一個全球性的集體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它是綠色的、和平的、反物質文明的、超驗的、個人主義的、存在主義的、尋求解脫與兄弟愛的。它橫貫東西，縱貫古今，它從宇宙的神經(jīng)系統(tǒng)出發(fā)傳到了世界每一個角落，也傳至我的神經(jīng)中樞，我整個人突然從有一搭沒一搭的狀態(tài)醒了過來。

我看著Woodstock 演唱會的畫面，看著那密密麻麻、赤身裸體、滿身是泥濘的人潮：有的人披著雨衣，有的頭戴鮮花，滿坑滿谷坐了一地。我知道他們正在反叛——反叛傳統(tǒng)的束縛，反叛文化的制約；我知道他們想要打破——打破昏睡的狀態(tài)，打破孤立的幻覺。我這名生長在東方某個島嶼的十六歲少女對于他們所進行的同謀，就這么理所當然地懂了。我仿佛不再孤單，我透過媒體和這個全球性的運動接上軌了。多年后我才明白那時的嬉皮士運動僅僅是一種方興未艾的蠢動，后來它又逐漸演變成了更深刻的集體意識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