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一些屬于創(chuàng)傷兒童的記憶之外，學習與成長仍然充滿著興味。

中師附小在當時算是明星學校，里面的外省子弟人數較多，老師、校長大多受過日式教育。附小以音樂、美育著稱，剛好這兩項我都稍有天才。

一年級的音樂導師蕭碧珠是臺中著名的鋼琴家，她當時判定我為絕對音感，因為每回聽音考試我總是拿一百分。另外幾位具有絕對音感的同學日后都成了杰出的小提琴家和鋼琴家，雖然我沒有步上此道，但音樂一直是我的狂喜與至樂。音樂的能量是屬靈的，它勾起了我最深的表達欲望，而這些欲望通常是透過舞蹈的形式展現的。

說起舞蹈，我真的差一點成了芭蕾舞娘。臺中當時有一位以嚴格教學聞名全省的舞蹈家——辜雅琴。六歲時母親把我送到她那里學習，我的瓜子臉和瘦長的體形非常得到她的偏愛。

她對我寄予厚望，但教育的形式卻是體罰。我如果跳得不合乎她的標準，她就拿出一根綁著鐵絲的細藤條在我的手心抽打三下。那三下打得相當重，我的手總是一陣麻痹，好一會兒才能恢復正常。我禁不住對體罰的恐懼從此不肯再去學舞。辜老師后來很誠懇地寫了一封信給我，希望我能持續(xù)下去，但我就是死也不肯了。日后想想因緣的來龍去脈，成為芭蕾舞者其實違反了我的心性，那種專注苦修的途徑絕不是愛自由、愛多元化發(fā)展的我所能承擔與滿足的。

對我而言，繪畫是另一項表達自我的方式。我的畫時常被選出來參展，但總是得不到第一，不是第三，就是第四。我不習慣大膽用色，下意識地喜歡把顏色調混，畫出來的風景或靜物總是灰蒙蒙的。評分老師喜歡孩子們以明朗鮮艷的色調表現童趣，所以我無法拔群。這項對混合色的愛好，長大后也表現在我對服裝的品味上。

我愛月牙白、秋香綠、墨綠、靛藍、酒紅、中國紅、灰紫、栗子色、青磁色，還有各種的黑——黑中摻任何顏色都比純黑悅眼。這項對繪畫的嗜好一直延續(xù)到中學、大學，當了演員之后便完全中斷了（2004 年我又開始探索油畫技巧）。

附小合唱團當時被譽為臺灣的維也納兒童合唱團，上一年級時我被級任導師廖先生介紹到團里，成為年紀最小的團員。我人長得瘦，但嗓門特別大，聲音可以高得震耳欲聾，于是外號“雷婆”的我自然被編入了高音部。當時負責指揮的老師名叫陳煙梯——這個名字的意境還真有點費解——他有一對招風耳，一個紅彤彤的酒糟鼻，還有兩道開闊而深刻的法令紋。他的態(tài)度非常認真，教學甚為嚴謹，口音里帶著濃重的日本腔，腳上總是穿著一雙純白皮鞋。他上臺指揮時表情嚴肅，如果有同學聲音過大、過高或唱得荒腔走板，他就睜大眼睛狠狠地瞪你一下，嘴里還嘟噥著：“險累1 哦！”手里的指揮棒差點沒成了打人棒。

我小時候有一種奇特的反應，每當大人的表情過于嚴肅或場面過于緊張時，我就忍不住地笑個不停，有時甚至歇斯底里到流眼淚的程度。上臺北參加全省性的比賽如果我控制不住笑了起來，可想而知會是什么場面了，所幸一次也沒發(fā)生過，因為我被選為高音部的獨唱，榮譽感令我收拾起了玩心，一本正經地專注于歌唱。1963 年我們的參賽歌是《老烏鴉》，我獨唱其中小烏鴉的那一段。我們在臺北中山堂表演的時候，我自認為把小烏鴉唱成了黃鶯出谷，陳老師也因此而順著煙梯步上了青云——我們得了全省冠軍。第二年再接再厲，我們勤練高難度的《哈里路亞》，我仍舊擔任其中一段的獨唱。沒想到比賽前一天我感冒倒嗓，同學們建議我服華達丸，結果情況更糟，糟到連《哈里路亞》也感動不了上帝。我的演出活像個倒嗓的老烏鴉，陳老師氣得七竅生煙，險些沒從梯子上摔下來——我們得了全省第四名。從此我開始變音，歌唱生涯告一段落，平日里只能在家中高唱《梁山伯與祝英臺》的全套黃梅調，或者趁著老“立委”們出巡考察時在他們面前展露一下歌喉，以聊表自己的演唱才華。

回憶起另一段歷史可就不那么有趣了，不但不有趣，簡直是噩夢一場。到目前為止我讀過許多人對數學的觀感，其中只有《榮格自傳》深得我心。他在自傳里有段精

1 險累：閩南話，意為“賞你一計耳光”。

彩的辯白，所有痛恨數學的人都應該一讀為快：

老師說代數是很自然的，應該把它看成天經地義的事，我卻不知道數字到底是什么東西。它們不是鮮花，不是動物，不是化石，不是可以被想象出來的事物，而是計算出來的量。令我大惑不解的是這些量是用字母代表的，而字母又意味著聲音，因此是可以被聽見的。……其中最令我惱怒的是下述的定理：A ＝ B，B ＝ C，A ＝ C。根據定義，A 與B 的意思應該是兩碼子事，既然完全不同，那么A 就不能等于B，更甭說與C 相等了。若是要成為一個等式，就該說A ＝ A，B ＝ B， 如果說A 等于B，在我看來就是個不折不扣的謊言和騙局。

但榮格的遭遇比我要強得多，至少他還能替自己辯白一番，而且辯得如此高明。我碰到數學完全是轉世老僧入了頑空定，腦子里一片虛空，怎么也起不了作用了。母親發(fā)現自己的女兒竟然是個數學智障，真不知有多么憂心了。不論在當年或今日，數學永遠是家長及學子們最緊張的科目，于是她特地為我請了一名家教到府惡補。這位家教使出渾身解數，企圖讓我明白雞兔同籠、植樹問題與流水問題的竅門，可他左解析右解析，我還是斷電。最后沒轍了，他只好把咱們家里所有的跳棋、象棋全擺在桌上，一顆顆地排好，為我具象地講解起來，然而令我大惑不解的仍然是公式形成之前的問題—— 雞兔為什么要同籠？后來母親又請宋玉表哥找來他最好的朋友郭先生替我補習，情況終于改善了許多，但考起試來我還是無法及格。

數學不及格是要體罰的，我記得五年級的級任導師當時也是我們的數學老師，他長得有點像阿蘭· 德龍，許多女生私下都暗戀著他。他的小拇指上留著長長的指甲，除了摳癢之外還可以用來體罰數學不及格的學生。有一回我被他叫上講臺示眾，因為數學只有三十分。他用那長長的指甲在我的頭頂像啄木鳥般開始重重地啄，我被啄得腦漿都晃蕩了，可仍然力持鎮(zhèn)定，默默地從頭數到尾，一共數了一百零一下?；丶抑笪伊⒖滔虬职指鏍?，爸爸第二天就到學校向校長抗議，從此這位老師體罰人的次數減少了許多，而我則成了班上的英雄人物。數學不及格已經是學生最大的恐懼與夢魘，還要加上體罰的羞辱，成績更不可能好了?？紨祵W繳白卷的恐慌與窘迫直到二十七歲時都還出現在我的夢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