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與之前亞當·斯密的古典經(jīng)濟學以及馬歇爾、帕累托為代表的著重于微觀的新古典經(jīng)濟學不同，凱恩斯開始提出對宏觀經(jīng)濟事件的解釋。最早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就是凱恩斯學派的先驅，他們對計量技術應用的研究對凱恩斯學派的革命起了重要影響。Frisch(1969年獲獎)、Tinbergen (1969年獲獎)、WassilyLeontier (1973年獲獎)和 Haavelmo(1989年獲獎)都屬于計量經(jīng)濟學派。斯德哥爾摩學派的經(jīng)濟學家—— Gunnar Myrdal(1974年獲獎)和 Bertil Ohlin(1977年獲獎)，在30年代經(jīng)濟大蕭條時期將期望元素引入了凱恩斯理論。Simon Kuznets(1971年獲獎)和Rich-ard stone(1984年獲獎)則承擔了凱恩斯理論的實證解釋。

戰(zhàn)后，凱恩斯學派分為了后凱恩斯和新凱恩斯學派。其中新凱恩斯學派的諾貝爾獎獲得者薩繆爾森(1970年獲獎)、James Meade(1977年獲獎)、Klein(1980年獲獎)和Robert Solow(1987年獲獎)試圖將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微觀經(jīng)濟學結合起來。而 Hicks(1972年獲獎)則因為其IS-LM模型而成名。

隨后經(jīng)濟學逐漸從新凱恩斯學派轉向了貨幣理論和政策。James Tobin(1981年獲)從理論上證實了凱恩斯的利率理論。Franco Modingliani (1985年獲獎)和Merton Miller(1990年獲獎)則在企業(yè)貨幣結構和投資需求上有很大貢獻。Harry Markowitz(1990年獲獎)將投資組合概念引入了投資理論。William Sharpe(1990年獲獎)提出了資本資產(chǎn)定價模型可以定價股份和債券。之后Fischer Black(早逝)、Robert Merton(1997年獲獎)和Myron Schole(1997年獲獎)提出了期權定價理論。這些理論共同構成現(xiàn)代金融經(jīng)濟學的基礎。

1945年后，新自由主義開始萌芽。Arrow(1972年獲獎)、Koopmans(1975年獲獎)、Debreu(1983年獲獎)和Allais(1988年獲獎)是教學方法的倡導者。他們最重要的兩項貢獻是一般均衡理論和成長理論。他們創(chuàng)立的方法論和概念本身一樣重要。其中， Kantorovich(1975年獲獎)與數(shù)學大師George Dantzig、Frank Ramseu和John von Neumann一起成為了優(yōu)化方法在經(jīng)濟學中應用的奠基人。

最成功的新自由主義是貨幣學派，他們強調(diào)貨幣最重要。Friedman(1976年獲獎)是貨幣學派的掌門人，Robert Lucas(1995年獲獎)提出了理性期望理論。Stigler(1982年獲獎)和Becker(1992年獲獎)也屬于自由市場思想流派，后來被稱作芝加哥學派。

制度主義是與后凱恩斯主義相關的。它反對經(jīng)濟學抽象化和數(shù)學化。Myrdal(1974年獲獎)、Theodore Schultz(1979年獲獎)和Arthur Lewis(1979年獲獎)是制度主義的代表人物。在六七十年代， Coase(1991年獲獎)、North(1993年獲獎)和Fogel(1993年獲獎)提出了制度的形成理論并幫助建立了現(xiàn)代制度主義的基礎。

行為學派是制度學派的一個分支。它結合了心理學理論、數(shù)學方法及管理學一般理論。Herbert Simon(1978年獲獎)提出人們不總是能找到最優(yōu)解，這導致了微觀經(jīng)濟學的革命。完全競爭和市場重建平衡被市場參與者的戰(zhàn)略行為研究以及不完全不對稱信息下市場失敗的研究所代替。這導致博弈論和代理理論成為了現(xiàn)代微觀經(jīng)濟學的重要支柱。Nash、Harsanyi和Selten(1994年獲獎)，以及James Mirrlees和 William Vickry(1996年獲獎)是上述兩種理論的開創(chuàng)者。George Akerlof、Michael Spence和 Joseph Stiglitz(2001年獲獎)則為不對稱信息市場的一般理論奠定了基石。

這些現(xiàn)代微觀經(jīng)濟學的工具和思路被許多應用研究所采納，包括政治和共同決策。Buchanan(1986年獲獎)的公共選擇理論正基于此。Sen(1998年獲獎)則對社會選擇理論做了重要貢獻。

2004年挪威經(jīng)濟學家基德蘭德(Finn Kydland)和美國經(jīng)濟學家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由于揭示了經(jīng)濟政策和世界商業(yè)循環(huán)后驅動力的一致性而共同獲得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