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江湖完全沒有了隱士江湖的靜謐與悠閑，再也不是士人們向往的社會風暴的避風港。它充滿了艱辛與風險，這里既有漂泊流離的行役苦辛，更包含了攀緣于擁擠的仕途的感受。士人隱居的江湖是仕途上過來人的居所，他們已經(jīng)不愁吃喝了，才能感受到江湖的安逸。而“江湖游士”不僅絕大多數(shù)還沒有入仕，關(guān)鍵在于他們還沒有吃飯之資，而且對他們來說更迫切的還是謀食。當然他們的最高目的還是位置通顯，至少也要爭得個一官半職，但希望逐漸成為絕望以后，他們更期待回到那個隱者的江湖去。陳必復(fù)《江湖》詩有句云：“江湖路遠總風波，欲向山中制芰荷?！毕胩踊卣嬲慕?，在那里得到休憩與平復(fù)，然而這只是轉(zhuǎn)瞬即逝的一閃念，如果家鄉(xiāng)真有一個值得他留戀的安樂窩，他也不會奔走江湖了。落魄文士奔走的江湖已經(jīng)很接近下面所說的江湖人的江湖了。

總之，作為隱居的“江湖”還是士人人格獨立的象征，唐人劉長卿詩云：“江湖無限意，非獨為漁樵。”（《送友人游越》）也就是說，歸隱江湖遠比躬耕田野內(nèi)容豐富多了，它就包含有自甘做“化外之人”的意思。隱居之所以歷來被人們贊頌在于它是一種與當權(quán)者不合作的、獨立自主的生活態(tài)度?；蕶?quán)專制社會中，人們內(nèi)心深處很少對統(tǒng)治者有絕對好感，因此極易把同情心給予社會中受難者和那些與統(tǒng)治者不合作者。隱士也多自我標榜“世人皆濁我獨清，世人皆醉我獨醒”。如韓愈稱頌伯夷的“特立獨行，窮天地，亙?nèi)f世而不顧者也”（《伯夷頌》）。這些或真誠或作秀的表白進一步拉開它與朝堂的距離，更增強了這個“江湖”的獨立性，然而，它還是主流社會的一部分，它并不反主流，只是主流的一個補充。何況這個江湖也是不穩(wěn)定的，時時發(fā)生變化，一旦它失去了物質(zhì)基礎(chǔ)，便成了落魄文士的江湖了。

當士人抱怨江湖的苦難時，此時的江湖則成了他們謀生謀食的場所，過去他們營造的江湖的脫離世俗名利的道德形象也便垮塌了。這里既有大自然的艱險，更不乏社會制造的苦難，士人如果久久地沉淪于此，便容易滑向社會的邊緣，成為反主流社會的中堅力量，此時士人謀生謀食的江湖與游民的江湖便沒有嚴格的分界線了。這一點我們在下面闡述“游民的江湖”里還要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