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像前面談到的“用中華文明整合世界”之類的呼吁已不是第一次。據(jù)袁偉時先生在《告別中世紀》一書中所講，早在1901年，也就是在鴉片戰(zhàn)爭敗給英國、甲午戰(zhàn)爭輸給日本、義和團運動讓中國敗給八國聯(lián)軍之后，就在清朝廷被迫逃命到西安、中國自己身處亡國危機的時候，辜鴻銘先生聲稱“…… 人類未來文明……依賴于中國文明的根基，或更確切地講依賴于遠東民族可稱為儒家文明的東西”。 以中華文明拯救世界的呼聲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進一步達到高潮，其中梁啟超的言論尤為突出，“我希望我們可愛的年輕人，…… 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充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tǒng)?！堰@新系統(tǒng)往外擴充，叫全人類都得到他的好處。……我們的年輕人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那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產(chǎn)，哀哀欲絕地喊救命，等著你來超拔他哩！”

前輩們的超脫和大公無私當然令人敬佩，但是這些勇敢背后可能難以找到學理基礎。1901年和1919年前后，都是中國自己國難當頭、國家前景渺茫的時期，那時還主張拿讓中國走到那種亡國境界的文化體系去救他國的命，這的確需要超強的勇氣。另外一種解釋是，中國傳統(tǒng)學問存在根本性的“實證”盲點，讓文人把中國過去一百多年的遭遇跟中國文化脫離開來，認為那些落后挨打不是傳統(tǒng)中華文化所致，而是由外國人所致。有意思的是，今天的情況跟那時期正好相反，中國經(jīng)濟今天正在崛起，這時我們只愿意把成功歸功于自己，歸結于中華文化，跟世界整體發(fā)展無關。也就是說，如果自己處境不好，那是別人強加于我的；如果我們成功，那完全是自己的功勞。所以，無論如何，我們的文明似乎總是上等的。于是，在中國經(jīng)濟今天處于崛起勢頭時期，再次聽到“用中華文明整合世界”，就不奇怪了。

但是，在我們對制度文化的成因有更深入了解之后，“用中華文明整合世界”的口號是否還顯得有意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