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措談話，稱贊他對平息叛亂所作的努力。談話時，兩人還合影留念，喜饒大師十分珍視這張照片，可惜在 文化大革命 中遺失了。但喜饒嘉措決不一味歌功頌德，他對黨和政府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也敢于尖銳地提出批評。他在批評1958年甘肅、青海藏族地區(qū)

平叛工作中一些違反宗教政策的錯誤做法時指出：有的人不研究黨和政府的宗教政策，認為宗教是迷信，應一破了事，于是產生了毀寺廟，砸佛像，遣散僧侶，禁止念經，甚至對某些有宗教色彩的少數(shù)民族風俗習慣也加以禁止等做法。這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他還坦率地指出，我們個別領導同志和一些干部，由于長期生活于和平環(huán)境，在不斷取得成就面前產生了驕傲自滿、唯我獨尊等傾向[1]?？墒?，喜饒嘉措的這些苦口良藥，在60年代初期反對統(tǒng)一戰(zhàn)線和民族政策、宗教工作的 投降主義 、 修正主義 的斗爭中，被錯誤地批判。1964年年底，喜饒嘉措被遣送回青海老家批判。 文化大革命 中受迫害而死。

巨贊（1904 1984）原籍江蘇江陰，俗姓潘，名楚桐，字琴樸。于江陰師范學校畢業(yè)后，繼入上海大夏大學。1929年回江陰任金童小學校長，并秘密參加共產黨的地下活動，負責江陰東鄉(xiāng)的組織和宣傳工作。后為土豪劣紳告發(fā)，被國民黨江蘇省黨部通緝，1931年經太虛法師介紹，至杭州靈隱寺從卻非方丈披剃出家，法名傳戒，字定慧，后改名巨贊。抗日戰(zhàn)爭時期，在葉劍英等指導下，與明真等人組織 南岳佛教救難會 、 佛教青年服務團 ，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1940年，任廣西佛教會秘書長，并主編

《獅子吼》月刊，宣傳抗戰(zhàn)救亡愛國理論與佛教革新思想。

1949年4月，巨贊從香港到達北平。經過調查研究，以北京市佛教同仁名義，為改革全國佛教上書毛

[1].參見習仲勛等：《愛國老人喜饒嘉措》，1980年12月19日《人民日報》。

澤東和各民主黨派。其內容有以下四點：一、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是歷史上最光輝最偉大的，佛教界同人一致歡喜贊嘆，踴躍愛戴。

二、佛教來我國，雖有1800多年歷史，和我國文化的各個方面，雖也曾調和融攝，但在封建社會的長期統(tǒng)治下，不免逐漸變質，近30年來，雖也進行了一些改革，但是毫無成績。

三、佛教的本質，不同于別的宗教，他 無神 ，又主張 實踐無我 。與時代精神相吻合，加以即待解放的西藏和臺灣，都是崇奉佛教的。我們毗連著的國家，如安南（越南 引者）、暹羅（泰國 引者）、緬甸、錫蘭

（斯里蘭卡 引者）、印度、朝鮮乃至日本，都是根深蒂固的佛教國家。假定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漠視了佛教這個因素，恐怕對于解放西藏、臺灣會發(fā)生困難的。反之，如果新中國的國土上，出現(xiàn)了佛教的新姿態(tài)，對于全國的完全解放，或者也不無便利之處。

四、提出 生產化 、 學術化 兩個口號，作為改革佛教一切制度的目標。生產化可以打破舊時各寺院封建的經濟組織；學術化則加強佛教徒對于佛教的認識與正信，以破除迷信。封建的組織與迷信的愚昧既已毀棄，佛教革命的本質，才能完全流露。這對于爭取佛教信眾參加革命隊伍，不是沒有幫助的。

巨贊的這些遠見卓識，深得林伯渠、李維漢、胡喬木、張友漁等人的贊賞。

1950年6、7月間，巨贊與陳銘樞等人組織現(xiàn)代佛學社，李濟深等人列名常務委員，籌備出版《現(xiàn)代佛學》月刊，巨贊任該刊主編。經過兩個多月籌備，《現(xiàn)代佛學》于當年9月15日出版第1期。當時在錫蘭大學主講中國佛學的法舫法師，看到國內佛學的興盛情況，于當年9月9日致信巨贊法師，建議征得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和李濟深副主席的同意，請他們擔任中國佛教的保護人。巨贊法師當即將此信轉呈毛澤東。1950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法舫法師致巨贊法師的信上批示： 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