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作為上海支部的發(fā)起人，又是廣州支部的策劃者，因為其特殊的地位，首先接到了邀請信。不過，他卻不準備前往。在接到邀請信以后，他召集廣州支部成員在譚植棠家里開會。陳獨秀在會上說道：“今日，我接到了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來上海，要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以宣告黨的成立，各地支部需派兩個代表參加，隨信還寄來了兩百元路費。他們希望我能去，但是我委實走不開，至少現(xiàn)在走不開。你們知道的，我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我這時走了，這筆款子肯定泡湯。我建議由你們兩個去?！闭f著，他看向陳公博和包惠僧。

然后，陳獨秀講了自己這么安排的理由：陳公博主管宣傳，知道的事情多些，屆時能夠更好地向國際代表反映廣州的情況。至于報紙，則可以交給譚植棠負責(zé)。至于包惠僧，因為他是武漢支部的人，開完會正好回去。

彼時的陳獨秀，在國內(nèi)黨人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加上他年紀最長，于是廣州代表便由他決定了。

廣州代表人選落實了，而這個時候卻發(fā)生了一件小事。陳公博向陳獨秀提出，他要帶自己的新婚妻子前往上海。

陳公博新婚不久，和妻子正處于蜜月期。正是因為清楚這一點，陳獨秀同意了，他善意地和陳公博開玩笑說：“只要她不參加會議就好了。”陳公博喜出望外。

作為建黨初期有“南陳北李”之稱的陳獨秀和李大釗，前者是因為公務(wù)繁忙走不開，那么后者呢？李大釗，他為什么又沒能參加呢？

同樣的原因。

北京支部接到信的時候，主要的成員正在忙于為報考大學(xué)的青年辦補習(xí)班。

接信以后，他們便決定召開一次會議解決代表人選的問題。彼時的北京支部一共有7個人，而因為種種原因，李大釗和陳德容卻沒能參加，最終，由張國燾、劉仁靜、羅章龍、李梅羹、鄧中夏5人開會推選，決定派張國燾和劉仁靜參加。

六七月間，正值學(xué)年終結(jié)期，作為北大教授的李大釗自然公務(wù)繁忙。

他同時兼任北京國立大專院校教職員代表聯(lián)席會議主席，要領(lǐng)導(dǎo)已經(jīng)持續(xù)了幾個月的反對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經(jīng)費的“索薪斗爭”，又要作為少年中國學(xué)會的領(lǐng)導(dǎo)人，準備參加學(xué)會年會，所以他也確實沒有工夫前往上海。

長沙支部最終派出的代表是毛澤東和何叔衡。

接到邀請信后，毛澤東立刻召集支部成員開會，然后通過選舉的方式推選代表。最終，他和何叔衡這兩個平時對支部活動貢獻最大的骨干很自然地獲選。

彼時的毛澤東，已經(jīng)和楊開慧于1920年冬結(jié)婚了。

結(jié)婚之后，楊開慧在毛澤東的介紹下，于1921年加入長沙支部。在毛澤東以代表身份再次赴滬時，楊開慧從一個戀人變成了妻子，這讓她在送別時另有一番惆悵。

長沙碼頭，毛澤東一襲長衫，和何叔衡站在了船頭。

船身一震，船啟航了。毛澤東正憧憬地看著前方，忽然聽見有人在喊“潤之”，他轉(zhuǎn)身回望，看見楊開慧正站在碼頭邊上，使勁地朝自己揮著手。

毛澤東幸福地笑了，然后也揮揮手，隨即轉(zhuǎn)過身去。

對于中共一大，毛澤東是充滿期待的。

他憧憬著，在中國共產(chǎn)黨正式成立以后，中國政治會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共產(chǎn)主義者將成為革命的骨干力量，而中國，必將得到徹底的改造。

武漢支部的代表是董必武和陳潭秋。

就在毛澤東和何叔衡登上前往上海的小海輪時，董必武和陳潭秋已經(jīng)先行一步。命運昭示著他們四人今后將會選擇共同的道路。

隨著各地支部陸續(xù)收到邀請，參加中共一大的代表正陸續(xù)趕往上海。

濟南支部的代表是王盡美和鄧恩銘，這兩個在五四運動中結(jié)下深厚友誼的革命青年，因為共同的信仰，正堅定地走在一條荊棘滿途的向陽大道上。王、鄧二人是在張國燾路過濟南以后，開始上海之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