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國內(nèi)一幫軍閥們?yōu)榱说乇P和權力打得不可開交，歐洲戰(zhàn)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在中國的北方，一場在世界范圍之內(nèi)引起政體國體大規(guī)模碰撞的革命發(fā)生了。

1917年11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大學陳獨秀的宿舍內(nèi)，一場熱烈的對話正在進行。

參與對話的只有兩個人：梳著分頭，神色堅毅，約莫三十八九歲年紀的陳獨秀；再一個就是戴著副眼鏡，上唇和顎上皆留了濃密的胡須，約莫三十歲左右的李大釗。

首先發(fā)表論述的，是較為年輕的李大釗。

他顯得有些激動，說話之間，動輒就揮舞起拳頭，給人一種鏗鏘有力的感覺：“俄國發(fā)生革命了！真正屬于庶民的革命！參加革命的是農(nóng)民和工人，真正的無產(chǎn)階級——也只有他們，才會全身投入這種徹底改良社會，粉碎一切舊道德、舊制度的革命！俄國和我國的情況何其相似！都是農(nóng)業(yè)大國，而且剛剛發(fā)生過資產(chǎn)階級領導的革命。我覺得，共產(chǎn)主義才是真正適用于我國的主義……”

陳獨秀跟著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李先生的觀點，我是贊同的。當今的中國，已經(jīng)經(jīng)過實踐證明了，西洋和東洋所謂的君主立憲是無法改變中國現(xiàn)狀，讓我們的國家變得富強、人民從此過上幸福生活的。俄國發(fā)生的這場革命，是一場及時雨啊。它呈現(xiàn)給我們的，不僅是一個嶄新的、上進的、朝氣勃勃的政黨，一個有著強大生命力的主義。更重要的是，它讓我們的國家在未來的道路上，多了一個選擇。當前的中國，就好像一個已經(jīng)病入膏肓，卻又遭遇誤診的病人一樣，無論是政治還是思想都需要新鮮血液的注入。俄國發(fā)生的這場革命，無疑正是我等在苦苦追尋的。當然，這是一項復雜而偉大的工程，甚至需要我們幾代人的付出。和俄國相比，我們國家的人民受教育水平太低了，這限制了他們接受先進知識和理念的速度。所以，國家要振興，提高民眾素質(zhì)是當務之急。泱泱中華，一度的天國為什么會淪落到如今的地步，教育上的落后是根本原因。教育！只有普及教育，使得全國人人識字，人人明理，國家才有振興的希望。發(fā)生在俄國的這場革命，我基本上是欣賞的。但是我認為，軍事革命雖然能夠徹底解決矛盾，但是成本太高了，因為這需要犧牲太多的國人的生命。這幾年，我們國家死的人還少嗎？所以，我覺得在此之前，以筆頭、報刊為武器，發(fā)動一場不流血的文化革命是必需的！我們要以民主和科學為武器，徹底蕩滌封建的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建立文明的、進步的、民主的新思想、新文化……”

陳獨秀和李大釗作為中國最先對共產(chǎn)主義產(chǎn)生濃厚興趣，并意識到它對于彼時中國意義的兩位先賢，他們之間的對話，不僅僅給進步青年以指路明燈的作用，而且他們也能從交談中吸收到營養(yǎng)，從而豐富和成熟了自己對于共產(chǎn)主義的理解。

陳獨秀的話，讓李大釗陷入了短暫的沉思。

他再次開口道：“俄國之所以會發(fā)生這場革命，并不是偶然的。列寧之所以能夠一呼百應，從而迅速掌握局勢，我認為，這和他們一直堅持的馬列主義斗爭路線有莫大的關系。這幾日，我都在搜集整理列寧在宣傳馬列主義所采取的措施，由此很受啟發(fā)……”

這一場小規(guī)模對話，或許史無所載，但是對于中國共產(chǎn)黨的成立所起的作用卻是決定性的。

作為《新青年》雜志的兩位主筆，陳獨秀和李大釗對于當時在黑暗中摸行的中國的那些以救國救亡為己任、有著強烈危機感的上進青年們來說，就是兩盞指路明燈。他們的每一篇文章甚至每一句話，對于有幸能夠聚集在他們身邊，時常聆聽他們教誨的北京各所大學的進步青年們的成長，都是有著非凡指導意義的。

李大釗接觸共產(chǎn)主義著作較早，理解也比較深入，從那時開始，他就已經(jīng)在考慮馬列主義于中國的意義了，所以十月革命勝利之后，他才會如此欣喜若狂。

陳獨秀這段時間工作的重點，是推動新文化運動，以此喚醒世人良知，讓人們在“賽先生”和“德先生”的幫助下，推動社會進步。《新青年》雜志就是他創(chuàng)刊的，李大釗更是他的至交，在《新青年》雜志上能夠那么頻繁地刊登宣傳馬列主義、歌頌十月革命的文章，這本身已經(jīng)是他的政治傾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