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中國的發(fā)展道路確實是一個可以成立的模式，那么，這樣一個模式化的發(fā)展道路尚未完成，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首先，中國的改革成就很大，但是，目前來看，改革話語的統(tǒng)一性已經不復存在了。談到改革的時候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大家都能明確其所指，知道說的是什么意思?，F(xiàn)在每個人對改革的理解都不太一樣，用孫立平先生的話講，就是改革的共識現(xiàn)在已經破裂。在很多人看來，改革就是把農民的土地給弄過來，用來開發(fā)；在一些地方政府看來，改革就是政府不斷加強自己的權力；在一些企業(yè)看來，改革就是不斷加強自我的壟斷地位，比如說電信、電力、鐵路這些壟斷行業(yè)，他們掌握了大量的壟斷資源，改革就是不斷強化他們的地位；而在很多人看來，改革則是要打破壟斷。談到改革的時候，基本的共識已經不那么一致，這是第一個方面。

第二，我們的發(fā)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發(fā)展造成的各種矛盾也凸顯出來，比如說城鄉(xiāng)差距、貧富差距、地區(qū)差距。日本最窮和最富的地區(qū)收入差距大概是一倍左右，而中國人均收入最多的上海，與收入最少的貴州至少有10倍的差距。另外還有很多矛盾，比如說資源和環(huán)境的問題，比如我們的公民權利問題。

2004年全國出現(xiàn)了1370多萬起上訪，2003年的時候是1270多萬起，一年時間增長了100萬起。這1370多萬起，是一個很大的數(shù)字，你可以比較一下1979年到1980年這2年時間，大概一共有2萬起上訪。1370多萬起是它的685倍，這是很大一個數(shù)字。第二個方面是群體性的事件，2006年，發(fā)生群體事件8.5萬起，這些數(shù)字說明一些領域的社會矛盾相當尖銳。

第三，我們這20多年來經濟增長的速度很快，但是支撐快速增長的環(huán)境成本和社會成本都已到了底線。有些人計算過一個數(shù)字，1997年我國的GDP大概是9萬多億人民幣，而環(huán)境損失竟達21萬億。對于這樣的計算我們不能完全信，但它確實反映了一個客觀的事實，那就是經濟增長的環(huán)境成本已經到了一個非要重視不可的地步。我們喝不上干凈的水，空氣都是污濁的，這樣的增長有什么意義呢？

再一個是社會成本，地方官員、地方政府一門心思推行經濟增長，不管別的，比如一個開發(fā)商投資一個項目，可能當年的GDP增長了幾十個億，幾百億，但是造成的社會矛盾就沒辦法統(tǒng)計到這個GDP里邊去。比如拆遷的問題，造成的一些社會矛盾，這個問題是不是能計算呢？沒法計算。所以一味地追求速度造成的社會代價也要引起注意，這是第三個方面。

第四，中國已經崛起為全球重要的外貿大國，但我們正面臨著非常嚴重的貿易摩擦。11年來中國一直都是遭遇反傾銷訴訟最多的國家，這其中的原因比較多，但有一條就是中國的發(fā)展模式。著名的華裔經濟學家劉遵義講，中國每出口1美元的產品，自己大概能拿到20美分，中國的勞動力占多少美分呢？我想就更少了。

我記得美國國務卿佐利克在2005年9月份的著名演講中提到過一個觀點，他主張在與中國談判時要告訴中國：假如中國不能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的話，美國將放棄對國際體系的支持。這是美國人說的話。我們知道美國是當今世界體系的主要支持者，我們總是批評美國霸權，霸權意味著好處，但是如果它覺得從這個體系里面得到的好處抵不上花費的成本的時候，當然就要提出放棄支持這個體系。其中的潛臺詞是中國從這個體系中收益更多。當然這只是對中國的一個威脅，但反映了中國崛起對他們形成的沖擊。

第五，人民生活水平確實在提高，但是精神生活焦慮不安，沒有方向，在談到中國模式時，這也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從總體上看，無論是統(tǒng)計數(shù)字，社會調查，都顯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在提高，但是他們的內心缺乏明確的方向感，迷茫，焦慮。

從以上幾個方面來看，我們對中國模式就不能過于自信，它還沒有完成，遠未到蓋棺定論的時候，需要通過不斷的改革來解決面臨的上述問題。假如不能很好地解決這些問題，那么中國的崛起，就很成問題，就有可能是帶病崛起，而這肯定不是大家所愿意看到的。我想這不會是一個很輕松就能化解的問題，我們國家應該通過自己的努力去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