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銀行因兩兄弟未能按期償還所欠的6 700美元而取消了他們的抵押品贖回權(quán)。實際上，在蘇西·科利爾死后不久的11年間，兄弟倆沒有償還過一分錢的抵押貸款。由于此時房子的所有權(quán)轉(zhuǎn)到了銀行的手中，衛(wèi)生部門下達的對房屋破損的正面維修工作也落到了銀行頭上。然而當(dāng)維修人員到達時，蘭利卻硬是把他們支走了。幾個月后，銀行及城市管理人員登門要求收回房屋產(chǎn)權(quán)，并對兄弟倆下了驅(qū)逐令。他們用短柄斧頭破門而入，卻被一道紙張堆成的厚墻擋住了路，每次這所“鬼宅”的騷動都會吸引大批圍觀者，而此時門外也早已是門庭若市了。銀行官員決定從2樓窗戶進入，但3個小時過去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的他們也只擠進去了2英尺。挖鑿的聲音終于驚動了蘭利，他馬上要求見他的律師。約翰·麥克馬倫已經(jīng)擔(dān)任兄弟倆的律師一段時間了，他很明白兩人乖戾的秉性。雖然看上去很羸弱，但無奈的約翰還是親自上陣，從消防云梯爬上二樓，鉆過起居室的一條通道，找到了躲在一架鋼琴后的蘭利。麥克馬倫告訴蘭利如果不想被驅(qū)逐，唯一的方法就是償清那6 700美元。一聽到這兒，蘭利拿出一大疊鈔票，借了只鋼筆簽了文件，保住了自己的房子。

1942年秋天，一則有關(guān)霍默死亡的流言在科利爾兄弟的鄰居間飛速傳開。這流言又傳到了熟識兩兄弟的123大街警察局的柯林斯警官耳朵里。他趕到科利爾兄弟的住宅，說服蘭利讓他進屋，好查證霍默是否還活著。他們整整花了30分鐘才避開重重機關(guān)，穿過了雜物堆成的海洋。終于，他們到達了房中一塊小而暗的空地?？铝炙咕俅蜷_隨身帶著的手電筒，他看到霍默骨瘦如柴的身子坐在一張帆布床上，身上蓋著一件舊大衣?；裟_口了：“律師先生，我是霍默·L·科利爾。我沒死。我的眼睛失明，身體癱瘓了?！蹦鞘腔裟瑢Τ颂m利之外的人說的最后一句話。翌日，蘭利向警察局投訴了此事。

科利爾兄弟的房子于1947年7月拆除。房子中的廢棄品以拍賣方式出售，但拍得的總收入還不到2 000美元。房屋原址土地于1951年售出，1965年在此建成一座小規(guī)模公園。公園主管人亨利·斯特恩（Henry Stern）為其取名為“科利爾兄弟公園”。2002年，哈林區(qū)第五街區(qū)協(xié)會決心擴大對公園的利用，議程上的第一件事便是為其更名。協(xié)會主席辯論說，科利爾兄弟“在這里沒有什么積極影響，他們不能樹立正面形象”。她主張公園更名為“閱讀樹公園”，公園管委會否決了她的要求。公園管理員艾德里安·貝內(nèi)普（Adrian Benepe）評論說：“歷史有時是在不經(jīng)意間被書寫的。并非所有歷史事件都是正面的、光鮮的，但是不可否認，它們?nèi)匀皇菤v史。再說了，很多紐約的父母會嚇唬他們的孩子‘快收拾屋子，要不你就成科利爾兄弟啦’。”

科利爾兄弟的舉動的確很怪誕荒唐，但此種行為卻并不罕見?，F(xiàn)在，人們已知道這種舉動叫做囤積癥（hoarding），是一種非常常見的病。雖然很少有像科利爾兄弟這么極端的病例，但因?qū)κ挛锂a(chǎn)生的感情而使正常生活受到影響的人的數(shù)量卻大得驚人。自從我們開始對囤積癥的研究工作起，收到了數(shù)以千計的電子郵件、來信和電話，它們來自致力于研究公共健康和囤積行為安全隱患的公共官員、囤積者的親友以及囤積者本人。我們經(jīng)常會把精神病醫(yī)生、心理學(xué)家、社會工作者以及其他公共事業(yè)工作者組成專業(yè)聽眾群，與他們交流，當(dāng)談及強迫性囤積時，我們通常會請聽眾對下面這個問題舉手表決：“你們中有多少人知道至少一個較嚴(yán)重的囤積癥案例-可以是你自己的，你的親友的，或除了你工作中的病人之外的任何人的？”每次，房間里都有至少2/3的人舉手，大家都對這么高的比例有些咋舌。談話后，總有許多人上前來承認這個話題之所以吸引他們，是由于他們已經(jīng)意識到自己的問題是多么難以控制，多么難輕易改掉。

很可能你自己也認識一個有囤積問題的人。最新研究表明，囤積癥的流行概率已達到美國人口的2%到5%。這意味著，美國有600萬到1 500萬人都罹患此病，并經(jīng)受著囤積帶來的壓力以及對他們正常生活的干擾。你可能已經(jīng)注意到了一些蛛絲馬跡，但從沒有把這些零散的跡象和囤積癥掛鉤。當(dāng)你讀到本書中各個人物的故事時，你會從未曾留意過的地方發(fā)現(xiàn)囤積癥的影子?？评麪栃值艿陌咐蛟S聽起來異乎尋常，但囤積者們對物體產(chǎn)生的依賴與常人對物品產(chǎn)生的感情并沒有什么不同。即使你本人沒有囤積的毛病，但毫無疑問，你會從字里行間讀出一些你自己對物品產(chǎn)生過的感覺。

科利爾兄弟的故事雖然是20世紀(jì)40年代報紙的頭版新聞，但是它在精神病學(xué)界卻沒有引起廣泛的關(guān)注。在我們的研究開始之前，科學(xué)文獻中對于囤積癥的調(diào)查和關(guān)注少得可憐。我（蘭德·弗羅斯特）進行此次研究的原因純屬偶然。20世紀(jì)90年代初，我在麻省史密斯學(xué)院教授了幾年的高級研討課，主講強迫癥（OCD）病理。當(dāng)時，強迫癥已經(jīng)成為頗受矚目的一種病，據(jù)估算，單在美國就有600萬患者，其中最有名的恐怕要數(shù)已故的實業(yè)大亨霍華德·休斯（Howard Hugh）了。強迫癥也常常在熒屏上被曝光，比如電影《盡善盡美》（As Good as It Gets）和電視劇《神探阿蒙》（Monk）。在我的課上，有位名叫蕾切爾·格羅斯（Rachel Gross）的學(xué)生，她十分勤學(xué)好問。學(xué)期伊始，蕾切爾便向我提問，為什么對于細菌恐懼癥、強迫性清潔和強迫性檢查儀式的研究為數(shù)眾多，而對于囤積癥的卻寥寥無幾。她同時又提到了一宗從小便深深吸引她的病例-就是科利爾兄弟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