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體失去乳糖酶的程度和速度與人群有關。大部分中國人和日本人在斷奶三四年后都失去了80％～90％的乳糖酶，因此乳糖不耐癥在中國人和日本人中最常見，但是由于他們的飲食中很少含有乳糖，所以不容易表現出來。其他地區(qū)的亞洲人和猶太人則還能保留20％～30％的乳糖酶，而北歐人、阿拉伯游牧民族和非洲一些養(yǎng)牛部落，則大部分人都一直保留有比較高的乳糖酶，不會出現乳糖不耐癥。只有大約10％的北歐人由于遺傳等因素會患乳糖不耐癥，有的要在斷奶10～20年后才出現嚴重癥狀。

達爾文很可能正是屬于這少數歐洲人。英國卡的夫大學醫(yī)學院的兩位研究者仔細研究了達爾文的病情記錄，發(fā)現其癥狀與全身性乳糖過敏一一吻合。達爾文通常是在飯后兩個小時開始發(fā)病，發(fā)病時間也與乳糖過敏相符。他們還發(fā)現，在達爾文的日常飲食中都含有牛奶、奶油等富含乳糖的食品，而達爾文病情好轉的時期則恰好是他碰巧沒有吃這些食品。另外，達爾文的親屬中也有幾個人有類似的病情，這也與乳糖不耐癥通常是遺傳的這一點相符。

現在已經可以通過基因鑒定來確診乳糖不耐癥了，這只需要有一點組織樣本（例如頭發(fā)）就可以做到。是否有必要為了確認達爾文的確是乳糖不耐癥患者，而打開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中的達爾文墳墓呢？

疾病使達爾文大多數時間只能呆在家中過隱居的生活，這讓他可以專心地思考、實驗、著述，留下了大量的著作，為生物學做出了多方面的開拓性貢獻。也因為體弱多病，他主要靠通信與外界聯系，留下了大約1500封通信，成為后人研究達爾文思想、生平的寶貴資料。達爾文給后人留下的文字材料之多，研究他的思想、生平的著作之多，在大科學家當中罕有其匹。他個人的不幸，卻是后人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