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權說

神權說（divine theory）可能是最古老的國家起源論，它所依據(jù)的是一個相當常見的假定：有一些人是上帝的選民。

例如，掃羅被上帝的先知撒母耳涂抹了圣油，并且領導“上帝的選民”戰(zhàn)勝了非利士人。此外，阿拉伯人打下一個龐大的帝國，十字軍入侵中東，都是以“真正的宗教”為名進行。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也和猶太人一樣，宣稱他們是上帝的選民。同樣地，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堅信大和民族是受太陽女神（天照大神）眷顧的，并且認為他們的天皇即是天照大神的嫡系后裔，因此他們愿意為天皇的主張犧牲，因為這樣的殉難能使他們獲得拯救。這種信仰在日本的政治上，仍然能夠取得共鳴。日本首相森喜郎在2000 年時宣稱日本是以天皇為中心的“神國”，這種論調(diào)在日本海內(nèi)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對聲浪。

早期的基督教神學家即利用國家神授的理念，來謀求自身的利益。早期的教父如圣安布羅斯（Saint Ambrose，340—397）、圣奧古斯?。⊿aint Augustine，354—430）和教皇大格列高利（Pope Gregory the Great，540—604）等人，都主張宗教權力與世俗權力是各自獨立的，但兩者都來自上帝。這些思想家對于國家與教會關系的態(tài)度，均顯得模棱兩可。奧古斯丁與安布羅斯都曾暗示，國家應臣服于教會的精神領導，但兩人均不愿意過于強調(diào)這一點。而格列高利則認為，在所有世俗事務上，教會應順從于國家。于公元492—496 年間擔任教皇的格拉修斯一世（Gelasius I），首次提出了雙劍論（two swords theory）來詮釋中世紀的國家與教會關系。根據(jù)該理論，宗教權力和世俗權力對于人類的生活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這兩種權力不能集中在同一個人身上。兩種權力的主要功能都是幫助人類獲得拯救。國家的功能在于協(xié)助鋪設通往天堂的道路，提供和平與秩序，并且創(chuàng)造人們能夠最好地服侍上帝的環(huán)境；教會則負責發(fā)展出真正的精神教義，并指引人們通往神圣的目標。

早期的基督教教父們沒有人會不同意這些說法。然而，格拉修斯一世進一步宣稱，教皇應高于國家。他率先主張教皇在教義問題上是無可批駁的。此外他堅稱，既然教會與國家的主要責任都是幫助人們獲得永恒的救贖，因此當國家與教會這兩個基本機構發(fā)生爭執(zhí)時，作為精神之劍的教會應略高一籌。著名學者索爾茲伯里的約翰（John of Salisbury，1120—1180）甚至比格拉修斯一世更進一步地表示，所有世俗權力實際上都來自教會。任何支持這一理論的人都不會質(zhì)疑教會相對國家的優(yōu)越地位。

在整個中世紀，羅馬天主教會普遍被視為“雙劍”中地位較高者，而世俗君王們雖然不情愿，一般也都接受這種觀念。然而，文藝復興的知識進展，卻逐漸導致宗教與政治的變遷。各國的君主紛紛宣告其對世俗事務的權威。與此同時，宗教改革也對教皇的宗教專制主義提出了挑戰(zhàn)。

拉近一點說，天定命運（manifest destiny）的概念，也曾被用來暗示美國對北美大陸和部分太平洋岸的征服是上帝所認可的。摩門教的教義教誨道，美國憲法是神所啟示的，一首流行的愛國歌曲則唱頌著：“上帝的恩寵澤及汝身。”甚至里根總統(tǒng)在1983 年稱蘇聯(lián)為“邪惡帝國”，小布什總統(tǒng)在2002 年提及“邪惡軸心”等等，都讓人嗅到神權理論復起的味道。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有關國家起源的神權說，總會在某一時候獲得廣泛的支持。它地位最崇高的時期，或許便是在戰(zhàn)爭期間。很難找到一個戰(zhàn)時社會，其領袖不是通過宣稱上帝站在自己這一邊，來鞏固其軍事決心。事實上，經(jīng)?？梢姷那闆r是，交戰(zhàn)中的每一方都堅稱自己得到神的許可。你能否想象戰(zhàn)爭中有一方不相信上帝的存在，甚至認為上帝是支持敵方的？這種情況豈不相當可笑。交戰(zhàn)的雙方都一以貫之地宣稱上帝支持本方主張，由此可見在宗教社會中，上帝的觀念在政治上具有何等的威力。

關于神權說我們可以得出三個通則：（1）事實上每一個民族都曾在某一時候視自身為上帝眼中高于其他人的“選民”；（2）神的選擇一貫是自我認可的，“上帝的選民”都是自己發(fā)現(xiàn)自己的獨特地位，而不是由那些未獲選的民族來指認他們；（3）這種崇高地位的發(fā)現(xiàn)，通常發(fā)生在行將對抗他人之際，例如征戰(zhàn)；而這類行動如果沒有自我宣稱的優(yōu)越性，幾乎難以取得正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