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人們偏愛一種食物、忌諱另一種食物并不僅僅是所謂的文化習俗造成的，宗教中食物禁忌的形成原因其實在宗教之外。

圣牛崇拜的背后印度擁有全世界最多數量的牛，大約18億頭，同時它還擁有世界上最多的生病的、絕產的、無奶的、衰老的和殘弱的牛。這樣一種境況理所當然地要歸因于一個事實——印度獨特的神牛崇拜——沒有人可以殺?；虺耘Ｈ狻?/p>

初到印度的旅游者都會看到一種奇異有趣的現象：車來人往的城市大街上，老牛三五成群大搖大擺地游來逛去，有的干脆街心橫臥，對周圍事物不理不睬，一副怡然自得、唯我獨尊的樣子，而往來的各種車輛、行人都躲著、繞著它們。牛，好像成為城市的主人，而人，反而成了客人了。

與牛的逍遙自在形成反差的是，印度還擁有7億人口。顯然人們無法否認，如此眾多的人口必然對蛋白質和熱量有更多的需求。為什么饑餓的印度貧民不能用牛來補充短缺的肉食呢？人們一般簡單地歸結為一種宗教的狂熱。對牛的崇拜和保護正是印度教的核心教義。圣雄甘地甚至說過：“牛是印度千百萬人的母親。古代的圣賢，不論是誰，都來自牛。”

但是對于喜歡刨根問底的人來說，這個解釋并不完滿。為什么“印度教的核心教義”是保護牛，而不是馬或者駱駝呢？世界上大多數宗教都把牛視為好吃的東西，為什么印度教不同呢？

美國著名人類學家馬文·哈里斯經過一番研究，認為印度教對殺牛的禁忌并不是一種偶然，而是人類在獲取食物問題尋求收益最大化的結果。

其實印度人并不是一開始就不吃牛肉的，在印度古代典籍《梨俱吠陀》中并不禁食牛肉，在公元前的1 000年里牛肉是印度北部常吃的動物肉。但是后來印度人口增長，森林減少，大批土地用于耕種。牛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把一頭母牛當做食物吃掉所獲得的營養(yǎng)是很有限的，而一頭母牛生產出的牛奶含有多得多的營養(yǎng)總量。況且，貧窮的農民還需要牛來耕田。所以保留牛比吃掉牛能產生更大的收益。婆羅門教從食用牛肉到禁食牛肉的這一轉變產生的影響是深遠的，在炎熱、干旱的印度次大陸上，牛這種拉犁的動物和牛奶的生產者從此任勞任怨地喂養(yǎng)了急劇膨脹的人口。

吃，還是不吃？

馬文·哈里斯認為，人們選擇某種動物為主要蛋白質的來源是由獲取動物的支出/收益比最低決定的。所以人類盡管是雜食動物，卻只狩獵那些在最短時間得到最大熱量回報率的動物。

像印度人不吃牛肉一樣，世界上其他地區(qū)的很多人也拒絕吃另一些動物的肉，這也可以從收益最大化上來解釋。比如說中東地區(qū)，很早就被人類馴化的豬也同樣不可以吃，因為豬需要用麥子、玉米、土豆、黃豆等食物來喂養(yǎng)。在消化器官和營養(yǎng)需求方面，豬跟人類都很接近。在森林減少、人口增加、土地沙漠化加劇的中東地區(qū)，飼養(yǎng)豬的成本越來越大，所以在伊斯蘭教的信仰中，看見豬、觸摸豬都是不吉利的，人們也不會飼養(yǎng)豬。而以草和樹葉為食的動物如牛、山羊等則是好養(yǎng)也好吃的。

一種動物如果保留它的用處大于吃掉它的用處時，人們便會選擇保留它，否則它就被吃掉。馬就處在這樣一種時而被吃時而被保留的邊緣。穆斯林興起后幾十年間迅速擴張，天主教的歐洲領教了穆斯林騎兵的威力。馬在歐洲急需被作為戰(zhàn)爭工具保留，教皇在732年頒布教令禁食馬肉。而蒙古人的鐵騎橫掃歐洲的時候，每個騎兵配有12匹馬，這些馬既是坐騎也是跟著跑的食物。

古羅馬人把戰(zhàn)爭中抓來的俘虜變成奴隸，而南美洲的阿茲特克人卻毫不含糊地把俘虜當做美食吃掉，這是因為對羅馬人來說，讓俘虜從事勞動生產出來的價值遠遠大于他們自身作為食物的價值。而阿茲特克人從來沒有馴養(yǎng)出一種大型的食草動物或雜食動物，他們處在動物性食物短缺這樣一種特殊的營養(yǎng)狀況之中。所以對于阿茲特克人來說，吃掉俘虜的收益是最大的。

除了大型動物之外，人類也還能以螞蟻、蜜蜂、蟋蟀、蠶蛹、蝗蟲等小動物為食。同樣重量的昆蟲肉含有的熱量、蛋白質和脂肪不少于同樣重量的牛羊肉所含有的。但食用昆蟲在世界各種主要文化中不很普遍，這是因為昆蟲等小動物抓起來太費力。在非洲蝗蟲以幾百億只的數量成群出現，所以它們就很容易地成為非洲人的盤中餐。

總之，人們偏愛一種食物，忌諱另一種食物并不僅僅是所謂的文化習俗造成的，宗教中食物禁忌的形成原因其實在宗教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