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初，秋白同志離開上海去江西中央革命根據(jù)地。臨行前曾到魯迅寓所敘別。這一次，魯迅特別表示惜別懷念之情，表現(xiàn)于他自動向我提出讓出床鋪給秋白同志睡，自己寧可在地板上臨時搭個睡鋪，這在資產(chǎn)階級社會生活的人是想不到，做不出的。魯迅以無產(chǎn)階級思想，體貼對同志的愛，出于至誠做到了。走后常常掛念著黨的勝利，秋白同志的工作順利。突然接到一封從福建來信，是秋白同志被敵人捉去了，起先他冒為醫(yī)生，能遮瞞一陣子，他寫信來要接濟，要保釋，終于被敵人識破了，他就毫不掩飾地正面渺視敵人，以致遇害。那時魯迅從收到信，設法營救，以及知道被害的消息時，他長期被悲哀所痛苦著，連執(zhí)筆寫作也振作不起來了。（注：《回憶錄》此處充實了瞿被捕、慷慨就義的過程）

到1935年夏間，瞿秋白同志在福建被捕的消息傳到之后，魯迅就替他設法營救，甚至籌集資金接濟獄中需要，但不久得到噩耗，使魯迅極其悲痛地向人說：作者“已經(jīng)并不急于要錢”。（注：《正誤》認為此處的“已經(jīng)并不急于要錢”非指籌款救瞿，而是“為了贖回瞿秋白的兩部譯稿”，見239頁）這就是最后一次魯迅未能完成為知己服務的一次。

（注：《回憶錄》增加了一段敘述魯迅籌措營救資金和出版瞿秋白譯作的詳細過程）

人們因為是魯迅懷念秋白同志的犧牲于反動勢力之手，托內山先生去日本印出《海上述林》以及為這書付出了辛勤勞力而對魯迅的友誼也給予崇高的估價。其實是不止魯迅一人的。噩耗傳來不久，幾個秋白同志的友好就暗地里集合到鄭振擇先生家里，哀悼這位杰出的不屈的英勇戰(zhàn)士的慘遭犧牲！當時商議給他出書，傳布、教育人民，以擴大革命影響。大家集款，負擔排印到制紙板的經(jīng)費、印刷、紙張費用由魯迅收尾，其中編、校等瑣碎工作亦魯迅經(jīng)手，故有許多向朋友述說排印慢的書信（當時決定由開明排印的）。但又想到：創(chuàng)作方面含有思想性政治性的，一時收集未必全，而且更須遵重黨的決定，所以就暫定先出翻譯。（注：此處與《回憶錄》有諸多不同，《回憶錄》指出魯迅主張暫時不印瞿秋白創(chuàng)作文字，是要“留待黨作決定”?！岸揖驮谧g述文字中‘有些錯處’，自己也不加以‘改正’，表示要留給‘將來中國的公謨學院來辦’。據(jù)海嬰回憶：許廣平先生生前多次向他表示此意。《正誤》認為這是“思想性、政治性”都很高的議論，但卻不是事實，事實是：當時魯迅的精力、財力、時間都不夠所致，見268頁）《魯迅書簡》內給曹白信說得很清楚：“《述林》是紀念的意義居多，所以竭立保存原樣，譯名不加統(tǒng)一，原文也不注了，有些錯處，我也并不改正——讓將來中國的公謨（康謨尼斯，即共產(chǎn)主義——作者）學院來辦吧?！?/p>

這種態(tài)度，在信里充分顯示出對黨的尊重，對革命的尊重，對為革命而犧牲者的尊重。一切由“將來中國的公謨學院來辦”，不敢印創(chuàng)作，就是先印翻譯也不加改變，把決定的“權”歸給黨，是戰(zhàn)士聽命于領導的態(tài)度，哪怕是小小的改動也不例外。讀到這里，充分覺得魯迅遵照會議決定絕對相信黨，肯定黨的必然在不遠的將來，即魯迅逝世后十三周年獲得勝利！一切交給黨，聽命于黨，這就是非黨的布爾塞維克的魯迅教給后人他們所應該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