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回的寫作來說，使我深深學到社會主義風格的創(chuàng)作方法（就是個人執(zhí)筆，集體討論，修改的創(chuàng)作方法）。我這本小書，首先得到許多同志的直接指導和幫助。（注：手稿中“許多同志”原寫為“周揚同志和邵荃麟同志”，后刪除）他們重視這一項工作，關(guān)心指出何者應刪，何者應加，使書的內(nèi)容更加充實健康了。（注：手稿此處原有“如關(guān)于女師大事件，就是接受了邵荃麟同志的意見而添寫的”，后又刪除）就只恨自己限于能力，未能多所體會而寫出來的還是自覺離滿意還甚遠。原因是自己一方面體力不夠，初時進度太快，每日可四、五千字，本打算“十一”前完稿的，但血壓馬上升到240度，頭昏腦脹，這樣將不能繼續(xù)工作下去。不得已乃變更辦法，拖長下來，所以到十一月底才完工。其間實際執(zhí)筆，不過兩個多月。以如此嚴肅的工作，而我只做到“快、省”二字，離“多、好”實遠甚了。幸而重溫了一個多月的書，稍稍引起回憶，動筆起來，極力去蕪存精。對年代時日，又多借重于原來著作，但仍難免掛一漏萬之譏或拾了芝麻忘了西瓜之嘆。那是因自己原本不善寫作，文藝性又很不夠，寫起來平鋪直敘，歷史事實也難于做到波瀾壯闊?？赡芸雌饋砦茨軡M足讀者希望的。

又，本書沒有大段的對魯迅說話的記錄，好在這些大段的話，都在魯迅著作或給朋友的通訊里盡言無隱，在家庭生活中倒不是講整套話的時候了。自然，朋友們來，也有些材料，但我又盡力避免多提及自己，免于總是些家庭瑣碎，失卻主題意義。因為每每朋友一來，我就張羅些家務：或添菜吃飯，或看顧小孩之類，往往聽到片言只語，未必能全，時日一長，便多忘記了。因是歷史事實，不能馬虎出之，所以一些比較找不到引證，就是有些記得，也從略了。而友人接洽的有關(guān)左聯(lián)之類的事項，則以遵守鐵的紀律，我不便與聞，因而未能詳說其中情況。不過從我看來，魯迅在上海時期的工作是嚴肅的。對黨的關(guān)懷熱愛，是推崇到最高點的。自己無時無刻不是以當一個“小兵”的態(tài)度自處。就是對左聯(lián)工作，他也不是獨自擅尊的，處處請求明甫（茅盾）先生一同商議，再聽從黨作最后決定。即接見外國記者，也常常和明甫先生一同見面。他寤寐以求的是如何為黨增加力量，為黨的工作多添些人手來。因為極望人多，他就對青年的培植愛護的熱誠過重，有時難免選擇方面疏忽了些。致使希望有為的轉(zhuǎn)而成為失望的也往往有之了。（注：手稿此處原有一句“但魯迅雖或有時有被蒙蔽、被包圍之嫌”，并在左旁白處標有一“？”后悉數(shù)刪除）然終不失其堅決自覺。在大關(guān)節(jié)處，他始終是遵循著黨的方針、路線行事的。這是魯迅的優(yōu)點，也就是筆者所見于魯迅的最重要的回憶！其他如對文學遺產(chǎn)問題，對文學改革問題等等和許多有關(guān)政治、社會、科學、文化的雜文問題，讀者可從魯迅著作找尋，我在此就從略了。（注：《回憶錄》在此段中加入若干批判馮雪峰的文字）

回想魯迅的寫作，從不馬虎從事，處處為了于社會有益，于人民有好處而著筆的。即一人一事，他也如此。比如他曾經(jīng)說過要出一本名《五講三噓集》的書，而且也曾對我說：這書名正好和《南腔北調(diào)集》作一聯(lián)對；和《偽自由書》之對《準風月談》，《三閑》之對《二心》，《朝花夕拾》之對《故事新編》，《吶喊》之對《彷徨》一樣的工整巧合的。然而這《五講三噓》的“三噓”實在覺得寫了未必于社會、人民有何影響而終于放手了罷。（注：《正誤》認為，許廣平所說《五講三噓集》未出的原因與“事實不符”，事實一是“北平五講”整理工作量太大，二是魯迅認為對“上海三噓”所要開罪的三個文人，以“無言的輕蔑”為好，見159頁）似這等審慎，則我對于他的生平，尤其后十年在上海的一切，實在寫得很潦草不夠了，對魯迅嚴肅寫作的態(tài)度也差得遠了。

幸而時代已不同了，今天已不是個人關(guān)起門來寫作的時候了，向群眾學習，做黨和毛主席的忠實的小學生，總會走向較小的錯誤的。

我于是以此獻于紀念“十一”和讀者之前。

1959年11月24日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