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全集》編輯委員會（布哈林、莫洛托夫和薩維里也夫）說:“由于在競選結束時對取消派采取的軟弱立場以及由于向前進報派提出了為《真理報》撰稿的要求而產生了新的矛盾，1913年1月在約·斯大林離開彼得堡以后，關系更壞了……”“更壞了”這個經過周密考慮的說法證明，甚至在斯大林離開以前，列寧與編輯部的關系并不是友好的。但是斯大林用各種辦法避免使自己成為“標的”。

編輯部成員從黨的意義上說是一些沒有什么影響的人物，其中有一些是偶然而來的人物，列寧要是撤換他們，本來不難，但是他們在黨的上層人物的態(tài)度中和在這個中央委員會代表的身上得到支持。斯大林與編輯部和黨團是有密切聯系的，如果與斯大林發(fā)生激烈的沖突，那會意味著改組黨的參謀部。因此，列寧的政策盡管是堅定不渝的，卻很謹慎。11月26日，他“感到非常痛心”①地斥責了編輯部，因為它沒有在國際社會黨代表大會在巴塞爾開幕的時候發(fā)表一篇文章：“其實寫一篇這樣的文章是完全不困難的，《真理報》編輯部也知道代表大會是在星期日開幕?！雹偎勾罅譄o疑真正感到驚奇，國際代表大會？在巴塞爾？這是他完全沒有想到的。然而，主要的摩擦原因并不是這種偶然的,雖然是一再發(fā)生的錯誤，而是在對黨的發(fā)展進程的看法上的根本分歧。只有具有大膽的革命看法的人才感到列寧的政策是有意義的；從報紙的發(fā)行或從建立組織的觀點來看，這只能是極為過分的。斯大林在內心深處繼續(xù)把列寧這個“僑居國外的人”看做是一個宗派主義者。

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在當時發(fā)生的一個微妙的插曲。在這幾年中，列寧手頭很拮據。當《真理報》能夠自立的時候，編輯部規(guī)定給它的鼓動者和主要撰稿人一筆酬金，這筆酬金雖然數目不大，卻是列寧的主要財政支柱。正當沖突變得十分尖銳的時候，這筆錢就不匯了。雖然列寧對這種事情極為敏感，他卻不得不相當堅持地提醒他們注意他的事情：“為什么不把應寄的錢寄來？耽誤會使我們陷入窘境，請不要耽誤。”②不能認為扣錢不寄是一種財政懲罰（雖然后來斯大林當權時，曾毫不猶豫地一再采取這種辦法）。但是即使這不過是疏忽問題，它卻充分說明了彼得堡和克拉科夫之間的關系，的確，這種關系遠不是友好的。

在斯大林前往克拉科夫出席在黨的總部舉行的會議以后，列寧對《真理報》的憤慨立即在他的信件中公開化了。人們產生了這樣一個無法抗拒的印象，即列寧只是在等待斯大林啟行，以便與彼得堡的那一窩調和派決裂，同時保持與斯大林達成和平諒解的可能性。在消除了這個最有勢力的敵人以后，列寧馬上對彼得堡編輯部發(fā)動了猛烈的攻擊。他在1月12日寫給彼得堡的一個親信人物的信中，提到《真理報》在關于紡織工人報紙方面所犯的“不能原諒的錯誤”，堅持要糾正“你們的愚蠢”等等。這封信完全出自克魯普斯卡婭的手筆。后來，列寧親筆寫道：“我們收到編輯部的一封愚蠢而無禮的信，我們不想答復。必須趕走他們……我們對于沒有關于改組編輯部的計劃的消息極為不安……改組，更好的是，完全趕走全部舊人，這是極為必要的。它辦得糟極了。他們贊揚崩得和《時報》（機會主義的猶太刊物），這完全是卑鄙的。他們不知道怎樣對付《光線報》，他們對于文章[即列寧本人寫的文章]的態(tài)度是惡劣的。我簡直失去耐心了……”這封信的語氣表明，列寧的憤怒——雖然他知道在必要時如何克制自己——達到了極限。對這家報紙的嚴厲批評是關于斯大林負責直接監(jiān)督它的整個時期的。寫“編輯部的一封愚蠢而無禮的信”的那個人的姓名還沒有透露，當然，這并不是偶然的。這不大會是斯大林寫的，他太謹慎了，不會這樣做；此外，當時他非?？赡芤呀涬x開彼得堡。更可能的是，這封信是莫洛托夫寫的，他是編輯部的正式秘書，他像斯大林一樣性情粗暴，但是卻沒有斯大林靈活。

從列寧信中另外一些話里可以清楚看出，他現在是多么堅決地要處理長期存在的矛盾：“對款項的管理采取了什么行動？誰拿去了訂報費？它在誰手里？一共有多少？”列寧顯然并不排斥決裂的可能性，他很關心把財政資源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并未決裂，感到狼狽的調和派根本未敢想到這一點。消極抵抗是他們的唯一武器；現在，甚至這個武器也要從他們的手中打掉了。

盡管缺乏人員，列寧并不急于召斯大林回俄國，必須在他回去以前完成在彼得堡的“必要的改革”。另一方面，斯大林在克拉科夫會議以后也不急于回到他從前工作的地方，這次會議明確無誤地（不管是多么間接地）譴責了他的政策。像往常一樣，列寧盡了他一切力量使這位被打敗的人作一次體面的退卻。報復是同列寧的性情格格不入的。為了使斯大林在這個重要時期留在國外，列寧使他對研究少數民族問題發(fā)生了興趣——這完全是符合列寧精神的一種安排！

高加索有幾十個半開化的、原始的然而是迅速覺醒的民族，斯大林是高加索人，列寧無須向他證明民族問題的重要性。民族獨立的傳統(tǒng)繼續(xù)在格魯吉亞發(fā)揚光大，柯巴本人就是在這里第一次具有革命沖動的，他的假名就源起于他自己的民族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不錯，據伊雷馬什維利說，在第一次革命的年代，他對研究格魯吉亞問題變得冷淡了，“民族解放……對他來說不再有任何意義了，他不想對他取得權力的意志施加任何限制。俄國和全世界今后必須是他追求的目標”。伊雷馬什維利顯然預見到晚得多的時候的事實和態(tài)度。不容置疑的一點是，柯巴在成為布爾什維克以后，就放棄了民族主義的浪漫主義，這樣，浪漫主義繼續(xù)與格魯吉亞孟什維克的毫無生氣的社會主義協(xié)調地和平共處。但是，在拋棄了格魯吉亞獨立的主張以后，像許多大俄羅斯人一樣，柯巴不能夠繼續(xù)對民族問題完全漠不關心，因為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韃靼人、俄羅斯人等等之間的關系經常使高加索的革命活動復雜化。

在他看來，柯巴已成為一個國際主義者。但是，他在感情上已成為一個國際主義者了嗎？大俄羅斯人列寧是不能容忍可能傷害到被壓迫民族的感情的任何玩笑或奇談的。斯大林具有的吉第里洛村農民氣味太重了。當然，在革命前的年代，他是不敢玩弄民族偏見的，后來在他已經當權的時候才敢這樣做。但是這種性格甚至在當時已經在小問題上表現出來。在提到孟什維克中的猶太人在1907年倫敦代表大會上占優(yōu)勢的時候，柯巴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