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以雷曼兄弟公司的破產為標志的全球金融大海嘯對世界各國的沖擊可以說完全是令人始料不及的。無論是“小國”還是“大國”都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從2008年開始出現(xiàn)的越南金融和貨幣危機，到2010年爆發(fā)的南歐國家主權債務危機，都向世人展示了一個無情的事實：當驚濤大浪掀起的時候，平日看似“安全行駛”的小船難以逃脫被巨浪吞噬的厄運。即使是經濟規(guī)模巨大的國家，如果沒有事前筑起高高的防洪壩，也照樣避免不了洪水泛濫所帶來的災難。在這場金融大海嘯面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日本首當其沖地受到了重創(chuàng)；昔日歐元區(qū)的雄風也在歐美金融機構迫不得已“去杠桿化”的行為和歐元區(qū)債務危機中大打折扣；中國雖然遠離“最危險的地帶”，但是對外依存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也讓我們無法幸免。如果不是政府力挽狂瀾，那么今天中國出口、外商投資的急劇萎縮所帶來的中國本土企業(yè)投資熱情和金融機構贏利能力的下降，也足以讓中國經濟同樣經歷歐美發(fā)達國家所遭遇到的苦難。

為了更好地向讀者展示出經濟全球化環(huán)境中這場金融大海嘯的兇猛和由此帶來的“小國的痛苦”及“大國的煩惱”，筆者把自己平日相關的研究及成果分成了四個形式上獨立但相互之間聯(lián)系緊密的“話題”。

首先，在第一部分關于“次貸危機與救市政策”的話題中，筆者告訴讀者，危機的根源是在缺乏全球統(tǒng)一的有效的金融監(jiān)管情況下華爾街金融創(chuàng)新工具被濫用。至于很多人認為國際收支失衡也是重要原因，對此觀點筆者不敢茍同，而是認為這種“失衡”是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必然結果。同時筆者對美國政府防治因為流動性恐慌而造成經濟硬著陸風險所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政策給予了較高的政策評價。但同時筆者也認為這種符合“美國利益”的做法可能會嚴重傷及持有美國國債最多和長期依靠出口導向立國的“中國利益”這一嚴峻的事實。

其次，在第二部分關于“歐美經濟格局變化及其對中國的影響”的話題中，筆者闡述了這場百年一遇的危機讓世界各國看到了自己發(fā)展模式上“軟肋”。同時筆者也指出各國做好自己國家的“結構調整”就是對世界經濟走出危機低谷的一種最重要的貢獻。為此，筆者在文中反復強調，經濟刺激政策實施的過程中不應該讓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而是應該努力去探索未來帶動世界經濟繁榮的“新增長點”。

再次，在第三部分關于“東亞合作與新興市場經濟”的話題中，筆者提出了修正“全球化”的負面影響首先在于強化和改善區(qū)域經濟合作模式。尤其是對于中國所處的東亞地區(qū)而言，由于長期以來堅持制造業(yè)立國的東亞發(fā)展模式，客觀上造成了“金融脆弱性”的缺陷，因此，改善金融合作模式和強化未來具備增長勢頭的產業(yè)協(xié)作關系將是緩解危機對東亞國家所造成的“小國的痛苦”和“大國的煩惱”的一種最有效的手段。另外，為了更好地說明東亞合作的獨特性，筆者也對“金磚四國”①的經濟發(fā)展特征及區(qū)域合作問題進行了具有針對性的分析。

最后，在第四部分關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與政策協(xié)調”的話題中，筆者在強調改革美元霸權地位必要性的基礎上，也指出了目前變革國際貨幣體系的艱難性。通過對二十國集團峰會的跟蹤研究，筆者向讀者展示了利益不盡相同的各國首腦為何在“本國結構調整”和“加強全球金融監(jiān)管”的問題上率先達成了共識，而在新能源等代表未來財富創(chuàng)造模式的問題上卻遲遲不能形成合力的內在“博弈機制”。

這本書除了筆者依靠自己的專業(yè)知識對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進行了深度剖析之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利用筆者近年來在海外與同行或業(yè)界的朋友頻繁的交流機會，吸取了很多“世界看中國”、“外國看世界”的不同聲音。這能彌補國內對一些全球共同關心的經濟重大問題，由于自身信息不足或認識偏差所造成的分析不到位或針對國外的一些偏激的質疑“答非所問”的缺陷。如果讀者在讀完本書后，能夠真正意識到“全球化是中國經濟的福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那么，這就是這本書帶給筆者的最大的滿足感和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