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當毛澤民第一次走進位于特維爾大街的柳克斯飯店，走進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的駐地時，他看到辦公室正面的墻上懸掛著一幅毛澤東身穿紅軍軍裝、頭戴八角帽的彩色照片。這幅照片是美國記者斯諾于1936年在中國陜北采訪毛澤東時拍攝的。據(jù)說，照片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花重金托人從美國買回來的。

據(jù)當年在中國黨校學習的老同志回憶：他們剛到莫斯科時，都覺得很奇怪，看到各處掛的中國黨的領袖像都是王明的，沒有一張毛澤東的像。先期來到蘇聯(lián)學習的東北抗日義勇軍的同志告訴他們：不久前回國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中的康生，在這里大肆吹捧王明。他還串聯(lián)一些人給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寫請愿書，要求批準王明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康生在莫斯科，到處鼓吹王明是中共黨的領袖，他講課時，總是以王明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的小冊子為依據(jù)。由于王明和康生歪曲事實的宣傳，使共產國際和一些兄弟黨的同志，對中國黨和中國革命的情況缺乏真實的了解。

曾在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工作的師哲，在他的回憶錄中說，王明為了培養(yǎng)自己的干部，將在國際兒童院學習的15歲以上的孩子都送到專設的中學去學習。這些青年雖然都是中共領導干部和革命烈士的后代，可是對中國的歷史和革命斗爭情況一無所知，只知道一個王明。學校甚至讓他們呼喊“王明萬歲”的口號，還散布“只有無產者才能當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論調。

1937年中共“十二月會議”后，因王明引起的黨內矛盾，很快被反映到莫斯科。1938年3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派任弼時前往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當任弼時向共產國際報告黨內情況時，執(zhí)委會領導人主動向他詢問有關王明的情況。首先是執(zhí)委會書記馬努伊爾斯基向他提出一系列問題：王明是否有企圖把自己的意見當做中央意見的傾向？王明是否總習慣于拉攏一部分人在自己的周圍？王明與毛澤東是否處不好關系？等等。在這種情況下，任弼時不能不介紹王明向延安中央爭權力及鬧意見分歧的種種表現(xiàn)。

季米特洛夫總書記對好出風頭、總喜歡別人稱自己是中共領袖的王明印象一直不好。他除了對王明本人的思想作風和人格品行反感外，不能不說也與王明的后臺米夫有關。米夫在蘇聯(lián)“肅反”運動中被整肅，不僅使王明失去了強有力的“保護傘”，也促使莫斯科的領導人對米夫一手扶植起來的干部，表示出嚴重的不信任。

從季米特洛夫1936年12月14日（即西安事變兩天后）的一段日記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已經對王明存有疑慮：

…………

深夜0∶00，斯大林來電話：

“中國的事件是在您的認可下發(fā)生的嗎？

（不是！這事會對日本最有利。我們也是這樣看這一事件的?。?/p>

王明在你們那里做什么事？他是個挑釁者嗎？他想發(fā)電報讓他們槍斃蔣介石。

（我不知道有這種事?。?/p>

那我給你送去這份電報！”

…………　　

鑒于任弼時在匯報中談及的王明與延安中央書記處之間的分歧，莫斯科不能不就中共領袖的人選問題發(fā)表明確的意見。這個意見，在任弼時到任4個月后的1938年7月，終于有了明晰的表達。那時正是中共駐共產國際臨時代表王稼祥回國前夕，季米特洛夫特地召見了他和任弼時，就中共領導核心的團結以及中共領袖人選問題談了幾點意見。其中特別提到：今天中共在全國取得公開存在的條件，在群眾中能夠產生巨大的影響，但“要中共團結才能建立信仰”，要“靠黨的一致與領導者的團結”，才能鞏固發(fā)展統(tǒng)一戰(zhàn)線。而“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造成“親密團結的空氣”，“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

1938年9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王稼祥忠實地傳達了季米特洛夫的這一指示。在10月舉行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第一次在黨中央的會議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由此在中共領導人中迅速形成了推舉毛澤東為黨的正式領袖的熱烈氣氛。莫斯科很快轉載了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的政治報告，并再度發(fā)表介紹毛澤東的生平傳記文章，由此表明共產國際和蘇共領導人支持毛澤東的態(tài)度是非常明確的。

毛澤東后來曾這樣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

莫斯科方面對毛澤東在中共的領袖地位作出明確表態(tài)，是和新任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任弼時到任后所做的一系列輿論工作分不開的。1938年春天，任弼時到達莫斯科后，立即著手工作，進行頻繁的拜會、報告、講演、解釋等活動，向共產國際、蘇共中央、斯大林及其他兄弟黨介紹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真實情況。繼而，他積極幫助先后到達莫斯科的劉亞樓、林彪、毛澤民等紅軍高級干部，與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建立聯(lián)系，傳遞書籍、信件和指示。

為了將我黨的真實情況迅速地介紹出去，批判王明、康生在莫斯科散布的謬論，肅清其影響，任弼時還派正在中國黨校學習的方志純、馬明方、張子意等紅軍負責干部走出校門，到兄弟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和莫斯科的社區(qū)去做宣傳工作。報告的主題是任弼時親自交代的：通過真實地介紹中國革命的過程，介紹中國紅軍的強大，介紹中國黨內的路線斗爭，介紹中國革命目前的困難，闡明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一定能夠克服困難，將中國革命不斷引向勝利。中國革命有它威武雄壯的場面和豐富多彩的內容，他們每一次報告，都得到兄弟黨及蘇聯(lián)群眾的熱烈歡迎。

由此可見，毛澤東當時在共產國際中國黨校學習的紅軍干部中間的威信和巨大影響。我們不妨把莫斯科比做王明的“大后方”，當共產國際不再信任王明，王明的“大后方”也就成了扳倒他的前沿陣地。1938年春天，任弼時到任后向共產國際如實匯報王明的種種不利于黨的團結的表現(xiàn)；4月，劉亞樓又遵毛澤東囑托帶一系列決議文件前往莫斯科，以影響共產國際作出正確的決策。一系列的輿論和宣傳工作，而最終的結果，也正是中共全黨所期望的—1938年7月，王稼祥終于帶回了共產國際要求中共全黨團結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的意見。王明被扳倒了。在扳倒王明的斗爭中，毛澤東向莫斯科派出的其實是一支以劉亞樓、林彪、毛澤民、楊至成等紅軍高級干部為中堅的執(zhí)行“外線作戰(zhàn)”的“特別梯隊”，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是這支隊伍最有力的支持者和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