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十個學員終于抵達了。他們當中有些人在日本受過教育，能說寫日文。他們開始分析從漢口帶來的文件，文件都是從日本人那里繳獲的，工作的性質(zhì)重復而且艱苦。

與學員們一起來的還有一個叫吳福的翻譯。他在夏威夷出生，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只是語法不太規(guī)范。他在德國接受了工程師的教育，因而還能說一口洋涇浜德語。

其實，這幫學員一年前就被召集到一起了，問題是，他們完全不知道該如何對付這些繳獲的材料。我想，憑他們自己的力量，大概永遠都不會知道該怎么做。我每天給他們上一堂預先備好的課，但是他們能聽明白多少，就不得而知了。我懷疑翻譯們自己也不甚了了，即便他們明白了，要向三十個說八種方言的學員陳述清楚，恐怕還是有困難。幸運的是，林和吳能說多種方言，至少他倆是這樣聲稱的。但從學員們的表情來看，我有時很懷疑這種說法是否真實。

根據(jù)不同的發(fā)音聲調(diào)，中國字“shi”可以有不同的意思：“是”“十”或“四”。我跟林和吳打賭，如果他們背靠背，把各自想要表達的單字寫在紙上，然后讀出來，雙方肯定都不知道對方說的是哪個字。一場實驗下來，發(fā)現(xiàn)他倆相互猜對的次數(shù)不到一半，讓旁觀的學員們樂不可支。除了發(fā)音，中國字動詞的語態(tài)也很成問題。我讓林向駐華盛頓的中國外交當局拍發(fā)電報，查詢自我離開美國后，我每月的工資是否都按時入賬。林從得到的答復中竟無法斷定，這些錢到底是“已經(jīng)到賬”或是“將會到賬”。我把這事鬧得很大，負責財政的官員雖然一時找不到我的雇用記錄，也只好給我出了一張見票就支付黃金的票據(jù)。我的雇用合同是在中國當局撤出漢口時丟失的。這事之所以能順利解決，僅僅是因為我威脅說，若不解決，就給“刀斧手”發(fā)電報投訴。

學員們都恨“二號”。他把學員們?nèi)咳趥蛉碎g里，睡在上下床，里頭沒有暖氣，毯子也不夠，感覺就像住牛棚。他們的工作安排也很嚴苛：早上是8點到12點；下午是2點到6點；晚上是7點到10點。他們甚至沒時間洗衣服。而一旦有時間洗衣服時，他們就把衣服掛得花園里到處都是。在又是雨又是濃霧的季節(jié)里，他們?nèi)绾握业玫疥柟獍岩路窀梢彩莻€奇跡。一天早上，我放眼花園，見到處是濕噠噠的藍衣服，像吸滿了墨水的紙一樣，軟塌塌地鋪在院子里的石凳、石桌上。

學員們要離開這座房子的話，必須先申請通行證，否則不得出門。見大家實在沒有任何娛樂活動，我便讓木匠做了個乒乓球桌，并進口了球拍和球。等這一切準備就緒時，“二號”把我叫到他設在一樓的辦公室。

“乒乓桌是給誰用的？”他問。

“是給學員們的。”我回答道。

我的新翻譯吳將“二號”的回答翻譯成英語，語氣里透出一股憎恨：“將軍說，如果學員們有時間的話，應該用來學習，提高自己的水平……這頭肥豬，操他祖宗?！?/p>

吳在翻譯時老這么添加罵人話，總有一天要惹禍，不是他自己倒霉，就是我倒霉。

“二號”每天都來聽我的課，裝著聽懂了，而且還表現(xiàn)得很有學識的樣子。他一周兩次把學員們召集起來，長篇大論地訓話。

“他都說些什么呀？”我問吳。

“沒什么，”吳說，“只是哇啦哇啦亂說一氣。”

“什么是‘哇啦哇啦’？”

“就是隨便瞎扯，說些不著邊際的話?！?/p>

“但是關(guān)于哪方面的？”

“哦，比方說要努力工作，要節(jié)省用錢，不要去餐館或是電影院，不要和女孩子在一起，除非那女孩是經(jīng)過組織批準的，等等?！?/p>

看來在中國和在其他地方一樣，操守和道德方面的說教，總是讓人感到討厭。

“他們到底拿多少工資？”我問吳，“以至于他們要節(jié)省錢。”

“中國錢三十元一個月。當中的五元要付伙食費?！?/p>

今天的匯率是七元兌一金元或美元。

“可我明明看見‘二號’自己上電影院和館子了?！蔽艺f道。

“那頭可惡的‘笨驢’?！眳钦f。

“‘驢’？”

“我們是這么叫他的?！眳钦f。

我私下也是這么叫他的。但吳對他的不敬，倒讓我有點吃驚。

“我還見過‘二號’帶不同的女人到處跑?！蔽医又f，“為什么其他男孩就不行呢？”

 “因為中國在搞‘新生活運動’。”吳說。

我說：“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是中國新制定的生活規(guī)則——但將領(lǐng)們不適用。將軍們可以有女孩子、姨太太，可以貪污。而政府小職員和賣苦力的士兵們都不可以?！?/p>

看來，自古以來，世界各國都是用“驢”來稱呼這種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