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地圖有的以北為上，有的以南（或東）為上。一些學者據(jù)此斷言：中國古代地圖的方位趨于多元化，并無一定之規(guī)。還有些學者認為，中國古地圖的方位依據(jù)地圖的擺放方式。例如，清朝學者俞正燮認為：凡是懸掛的地圖都以北為上，凡是放在桌上查看的地圖是以南為上。3這種論斷明顯有失偏頗。

縱觀中國古代地圖史，實用性古地圖的方位確實沒有一定之規(guī)。但是，源于華夏風俗和信仰的古地圖卻具有統(tǒng)一的方位規(guī)范。這就是以北為上。這種規(guī)范萌芽于遠古，在魏晉時期形成了明確的繪圖準則。

秦漢之前用于社祭或者占卜的地圖早已失傳，我們無法看到它們的原貌。然而，從戰(zhàn)國時期的一部著作中，我們可以揣摩出秦漢之前這種地圖的模樣。這部著作就是《尚書》中收錄的《禹貢》。

史學界認為，《禹貢》是戰(zhàn)國時期無名氏假托大禹之名撰寫的著作。雖然并非出于大禹之手，史學界仍給予《禹貢》很高的評價，認為此書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地理專著?！队碡暋费院喴赓W，全書只有一千一百九十三個字。此書文字雖少，卻為后人提供了豐富的古代地理信息，其中包括古人研究地理的緣由，以及地圖的方向格局。

《禹貢》二字說明，此著作是大禹奉獻的一件貢品?！队碡暋沸蜓詫懙溃骸叭瓮磷髫??！边@表明，大禹奉獻貢品的對象是土地神?！队碡暋氛脑诿枋龈鞯匚锂a(chǎn)時多次使用“貢”和“賦”兩字，如“厥貢鹽絺”，“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瑯”，等等。1“貢”、“賦”兩字說明，《禹貢》是奉獻給土地神的貢品?！队碡暋纷詈笠痪洹坝礤a玄圭，告厥成功”中的“錫”字指錫杖，即古代的一種法器；“玄圭”指古代帝王在社祭禮儀中使用的一種黑色玉器，它是土地神的象征。2此句的含義是：大禹手持錫杖向土地神行禮，向其報告大功告成。從《禹貢》的書名、序、用詞和結束語幾個方面可以看出，此書是一件用于祭地的貢品。

《禹貢》雖無附圖，可是其文詞卻揭示出，撰寫此書時《禹貢》的作者頭腦里有一幅清晰的地圖。此圖不僅將中華大地劃分為“九州”，還繪有山川江河、動物植物、風土人情、田野道路。《禹貢》在描述九州時，按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的順序，由北至南排列；在描繪江河湖泊時，按從上到下的流水方向。這些順序表明，《禹貢》作者腦中的地圖方位必定是上北、下南。

《禹貢》被史學界視為中國地理學的開篇之作，它對中國地理學、地圖學的發(fā)展具有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包括地圖以北為上的方位格局?！队碡暋分跃哂腥绱酥蟮挠绊?，究其原由，主要歸功于一位中國古代地理學家的貢獻。這位地理學家就是魏晉時期的著名學者——裴秀。

裴秀，出生于河東聞喜（今山西省聞喜縣）。公元265年，司馬炎廢黜魏元帝曹奐，自立為帝，國號稱“晉”。司馬炎稱帝后，裴秀受到重用。公元268年，裴秀晉升為司空（朝廷最高官員之一），統(tǒng)管全國戶籍、土地、賦稅和地圖等政務。由于職務上的便利條件，他掌握了很多地理信息，并有機會查看不同時期的地圖。

裴秀在研究《禹貢》之后認為，此書年代久遠，書中原載的山川、地名等已經(jīng)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為此，裴秀在詳細考證《禹貢》和古代疆域沿革的基礎上，結合當時的行政劃分，繪制了《禹貢地域圖》十八篇?！队碡暤赜驁D》是一部以疆域政區(qū)為主的歷史地圖集。此地圖集記載了上自《禹貢》成書之年、下至西晉時期的城市變遷。地圖集中繪有山川、平原、河流、湖泊、海洋等自然地理要素。

裴秀對中國地圖學的貢獻不僅僅是《禹貢地域圖》，還包括他創(chuàng)立的“制圖六體”理論。所謂“制圖六體”是指，繪制地圖時應遵守六項原則，即“分率”、“準望”、“道里”、“高下”、“方邪”和“迂直”。其中，“準望”與地圖的方位有關。成書于648年的《晉書》記載，裴秀認為前人繪制的地圖“不考正準望”，由于沒有“準望”，這些地圖雖然某些部分畫得準確，但其他部分必定會出現(xiàn)差錯。1為此裴秀提出，“準望”是確定地圖方位的前提。

自清以降，諸輩史學家一致認為，“準望”與地圖方位有關。清初著名學者胡渭在《禹貢錐指·禹貢圖后識》中解釋說：“準望”的含義是指端正地圖的方位。3但是，對“準望”的具體含義，史學界歷來存有不同的理解。清初地理學家劉獻廷認為“準望”是計里畫方，他在《廣陽雜記》中評論說：晉朝裴秀為地圖學創(chuàng)立了“準望”的原則，可惜裴秀的理論早已失傳，元朝朱思本用橫、縱線條繪制地圖，圖中每一個方格的間距為五十里，這種方法是裴秀“準望”的遺風。有些史學家推測，“準望”是利用地圖中的一個單一的控制點來度量距離并確定方向，但此說有些牽強附會。裴秀在“制圖六體”的論述中明確指出，無“高下”、“方邪”和“迂直”之校則會“失準望之正”，并且“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這些論述說明，“準望”與高低和曲線有關。利用圖中的一個控制點確定方向只能使用直線，不會涉及高低，更不可能涉及曲線。

從字義上理解，“準望”是指通過觀望一個準點來確定地圖的方位。裴秀“準望”之說源于古人根據(jù)北極星確定方向的法則。先秦時期的手工藝專著《考工記》記載：匠人建造城邑，以水平測地平，以懸繩校直表桿；觀察日影，畫圓，分別識記日出與日落時的桿影。白天參究日中時的桿影，夜里考察北極星的方位，用以確定東西南北方向。從《考工記》可以看出，當時人們確定方向的方法之一是在夜間觀望、考正北極星?！吨荀滤憬?jīng)》中的記載更為詳細?！吨荀滤憬?jīng)》記述說：將木制標尺的尺頭拴在一根繩子上，冬至日傍晚5點至7點之間，手持繩子的另一端瞄準北方一顆明亮的星星，之后再把標尺順著垂直的繩子放在地上，該標尺頂端所指的方向為正北方。5裴秀參照先哲發(fā)明的北方定位法，確立了“準望”的法則，即通過準望北極星確定地圖的方位。這一法則意味著，繪制地圖必須以北作為上方。

自裴秀提出“準望”之后，唐、宋時期的地圖學家紛紛效仿，如唐代的賈耽和宋代的沈括等都曾在著作中闡述，“準望”是地圖繪制的規(guī)范之一。從一些宋、元時期的地圖可以看出，14世紀之前，中國古代地圖已經(jīng)形成了以北為上的規(guī)范。18世紀初期，清朝政府曾組織過一次大規(guī)模的全國地理測繪?！肚迨犯濉酚涊d，測繪人員以北極星“定準望”，并以“北極高度”測繪地圖?！肚迨犯濉愤€評論說，這種測繪方法源于裴秀。

第六節(jié)　地圖以北為上引發(fā)的問題

古代地圖的朝向確實令我感到很奇妙。六百多年以前，無論中國、歐洲，還是伊斯蘭世界，地圖學家繪制地圖的方位都基于各自的宗教信仰，但他們崇拜的方向卻各不相同。

源于傳統(tǒng)文化，中國古代地圖學在13世紀已經(jīng)形成了以北為上的地圖規(guī)范。當中國古代繪圖師普遍遵守這一規(guī)范時，歐洲人仍然嚴格地遵循著以東為上的繪圖原則，而伊斯蘭繪圖師們則以南方作為地圖的上方。

從14世紀開始，歐洲人和伊斯蘭人繪制世界地圖的方位發(fā)生了實質性變化。信仰基督教或伊斯蘭教的地圖學家們不約而同地放棄了各自沿襲千年之久的慣例，逐漸接受了以北為上的繪圖原則。無論基督教徒還是伊斯蘭教徒，改變與他們宗教信仰緊密相關的千年習慣，絕對不是一件尋常的事情。這種改變必定源于一種特殊的原因。

在歐洲和伊斯蘭地圖學家改變地圖方位的同時，他們繪制地圖的水平也有了明顯的提高。與中國古代地圖相比較，14世紀之前，歐洲人和伊斯蘭人繪制的世界地圖普遍缺乏現(xiàn)代繪圖學的一些基本要素。比如，不具備嚴格的比例尺概念、沒有采用經(jīng)緯網(wǎng)線，等等。14世紀之前，歐洲人畫的世界地圖與現(xiàn)代派抽象畫非常類似，圖中只能看到基督教的精神世界，而非現(xiàn)實中的地理輪廓。14世紀之前，有些伊斯蘭地圖學家能夠在南、北縱向方面分清不同氣候帶，但是在東、西橫向方面，卻是錯誤百出。從14世紀開始，歐洲人和伊斯蘭人不約而同地糾正了前人所犯的繪圖錯誤，特別是15世紀出現(xiàn)的幾幅世界地圖描繪出準確的大陸輪廓。

地圖科學告訴我們，為了繪制準確的地圖，我們不僅需要進行實地測量，而且還必須運用數(shù)學法則和投影方式將實地測量結果轉換到地圖上。糾正繪圖錯誤同樣必須經(jīng)過實地測量和數(shù)學換算過程，否則無法辨別出前人地圖中的錯誤。地圖史學家們都知道，歐洲人從15世紀中期才開始掌握判斷緯度的方法，此后兩百多年間他們一直陷于判斷經(jīng)度的困惱之中。但是，14、15世紀的歐洲繪圖師們似乎根本不需要掌握計算經(jīng)度的技巧，他們似乎也不需要進行實地測量和數(shù)學運算就可以糾正前人的錯誤。對這些14、15世紀歐洲地圖學家而言，發(fā)現(xiàn)前人的錯誤只需反掌之功，糾正東、西橫向地理錯誤似乎也是一件唾手可得的事情。

15世紀，歐洲和伊斯蘭地圖學家不約而同地改變了地圖的朝向，同時他們的繪制水平也莫名其妙地有了顯著的提高。這些現(xiàn)象絕對不會是一種巧合，其背后必然隱藏著未知的歷史真相。探知真相的好奇心再次激發(fā)了我的求知欲。在探究之中，我獲得了一系列令人難以置信的發(fā)現(xiàn)。這些發(fā)現(xiàn)暗示出，我們教科書中的一些歷史常識需要作出根本性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