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閱《魯迅日記》，兩個人之間最早的通信記錄是1913年3月16日的“得錢中季書，與季市合一函”。

錢玄同（中季）與許壽裳（季市）合用一個信封的來信已經佚失，現存最早的錢玄同致魯迅信，寫于1915年4月9日，其中寫道：“委件又遲了許久，未曾報命。弟不善作篆，真書雖拙劣猶或稍愈于篆，故改寫真書，未識可用否？”2

由此可知，魯迅此前曾經索要過錢玄同并不擅長的篆體書法，錢玄同送給他的卻是真體書法。

1917年8月9日，錢玄同第一次到南半截胡同紹興會館與周氏兄弟聚談，周作人在日記中留下的記錄是：“錢玄同君來訪，不值。仍服規(guī)那丸。下午錢君又來，留飯，劇談至晚11時去，夜頗熱?！?魯迅在日記中留下的記錄是：“晴，大熱。下午錢中季來談，至夜分去?！?

這是錢玄同與魯迅及周作人兄弟之間由疏轉密的重要標志，在隨后的兩年多時間里，三個人之間借助《新青年》雜志展開了密切合作。

據《魯迅日記》記載，錢玄同1918年間到紹興會館訪談二十七次，寄給魯迅書信六封，為魯迅代領薪水兩次，一起外出赴宴兩次。魯迅1917年至1919年的三年時間里，共寄給錢玄同書信近四十封，其中包括1917年的五封。

另據錢玄同在《我對于周豫才君之追記與略評》中回憶：“六年，蔡孑民（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大事革新，聘陳仲甫（獨秀）君為文科學長，胡適之（適）君及劉半農（復）君為教授，陳、胡、劉諸君正努力于新文化運動，主張文學革命；啟明亦同時被聘為北大教授。我因為我的理智告訴我，‘舊文化不合理應該打倒’，‘文章應該用白話做’，所以我十分贊同仲甫所辦的《新青年》雜志，愿意給它當一名搖旗吶喊的小卒。我認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國內數一數二的，所以竭力慫恿他們給《新青年》寫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啟明的文章，接著第二、三、四諸號都有啟明的文章。但豫才尚無文章送來，我常常到紹興會館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記》小說居然做成而登在四卷第五號里了?！?/p>

這里的“六年”指的是民國六年即1917年?！捌吣辍奔?918年。查閱《新青年》雜志，早在周氏兄弟到該雜志發(fā)表文章之前，錢玄同已經通過寫給陳獨秀的讀者來信，在1917年8月出版的《新青年》3卷6期中替周氏兄弟搖旗吶喊：“至于從‘青年良好讀物’上面著想，實在可以說：中國小說，沒有一部好的，沒有一部應該讀的。若是能讀西文的，可以直讀Tolstoi（托爾斯泰）、Maupassant（莫泊桑）這些人的名著。若是不懂西文的，像胡適之先生譯的《二漁夫》，馬君武先生譯的《心獄》，和我的朋友周豫才起孟兩先生譯的《域外小說集》、《炭畫》，都是可以讀的。（但是某大文豪用《聊齋志異》文筆和別人對譯的外國小說，多失原意，并且自己攙進一種迂謬批評，這種譯本，還是不讀的好。）”

這里的“起孟”與“啟明”一樣，是周作人的別名?！澳炒笪暮馈保傅氖遣欢庹Z卻偏偏通過別人的口譯改編出版了許多外國文學作品的前輩作家林紓（字琴南）。

關于金心異即錢玄同的催稿，魯迅在1922年12月3日的《吶喊·自序》中曾經有過活靈活現的生動敘述：

“那時偶或來談的是一個老朋友金心異，將手提的大皮夾放在破桌上，脫下長衫，對面坐下了，因為怕狗，似乎心房還在怦怦的跳動。‘你鈔了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著我那古碑的鈔本，發(fā)了研究的質問了?！叶盟囊馑剂?，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佛不特沒有人來贊同，并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于是我終于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從此以后，便一發(fā)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托，積久就有了十余篇?！?/p>

1925年6月15日，魯迅又在《阿Ｑ正傳》俄文序中回憶說：“我在留學時候，只在雜志上登過幾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說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錢玄同的勸告，做來登在《新青年》上的。這時才用‘魯迅’的筆名（Penname）；也常用別的名字做一點短論。”

同年4月14日，魯迅還在致許廣平信中對錢玄同的文章表示贊賞：“文章的看法，也是因人不同的，我因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語，每遇辯論，輒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頭一擊，所以每見和我的辦法不同者便以為缺點，其實暢達也自有暢達的好處，正不必故意減縮（但繁冗則自應刪削）。例如玄同之文，即頗汪洋，而少含蓄，使讀者覽之了然，無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見，反為相宜，效力亦復很大，我的東西卻常招誤解，有時竟大出于意料之外，可見意在簡練，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