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一個大臣趙文，又提出反對的意見，說自古為政的原則，就是要輔導世俗合于禮法，提高文化水準。禮制中，衣服的式樣有它的常規(guī)；而人民守法，不違俗禮是他們的本分。你現(xiàn)在不顧前人的禮法，要改穿胡人的服裝，實在是有違傳統(tǒng)文化的精神，希望你還是多考慮一下。趙武靈王辯論說，你這些都是墨守成規(guī)的世俗之見，不是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遠見。就說古代吧，三代的服裝各不相同，而他們都完成了稱王天下的偉業(yè)；五霸的教化也互不相同，但他們也都創(chuàng)造了相當可觀的政績。有頭腦的人創(chuàng)造禮法，平庸的人就遵循這禮法，循規(guī)蹈矩地去做。賢能者常評論世風習俗之好壞，不斷地加以改革，而一般的世人則依照流傳的常規(guī)去做。禮制和習俗，都是根據(jù)時代趨勢在變化，這種變化是由在上位的人來領導和提倡的，而一般人就照規(guī)范去做?，F(xiàn)在正是我們在上位者，就當下國情，制定一套因應環(huán)境需要的服制的時候了，請你不必多慮。

又有一個叫趙造的，也力加反對，他的理由是推行社會教育，不一定要改變人民原來的生活形態(tài)；行政措施，也不一定要變更原有的民風習俗。因民而教，據(jù)俗而為，往往收效更大?，F(xiàn)在改穿這種奇形怪狀的胡服，很可能會影響人們原來淳樸的心理；教育人民像胡人般的一天到晚騎馬打仗，也可能造成好勇斗狠的社會風氣。反過來說，依循舊制，總是穩(wěn)當?shù)?，遵照原有的禮法，也不致出什么差錯。趙武靈王反駁說，古代和現(xiàn)代的習俗不相同，到底要以哪個朝代的習俗為標準呢？歷代帝王的禮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一直沿襲下來，我們應該遵循哪一個時代的制度呢？像宓（mì）戲（伏羲）、神農的時代，對犯罪者教而不殺。黃帝、堯、舜時代，對犯死罪者雖然殺了他，但內心還是哀憐同情的。到了夏、商、周，又因時代背景之不同，而制訂不同的法律；因國情的變化，而制定不同的禮制?？傊?，都是以“方便制宜”為原則。衣服、器具的式樣，也都依據(jù)同樣的原理而變革，不一定效法古代一成不變。一個開國的明君，雖然不承襲古制、禮法，仍然可以領導天下。至于夏、商衰敗的時候，雖然他們并未變更古制、禮法，卻也一樣滅亡。所以反古不一定不對，而遵循禮法也未必就好。趙武靈王最后說：“遵循法度之為，絕無蓋世之功；效法古之成規(guī)，不能夠適應環(huán)境之變更與需要?！?/p>

趙武靈王與大家辯論了一番之后，下令全國上下穿胡服——系皮腰帶，穿皮靴，把衣服袖子改小，露出右邊的臂膀，只有左臂穿著袖子，披著衣襟。同時把車戰(zhàn)改為騎兵，教導訓練人民每天出外騎馬打獵。這樣經(jīng)過一番苦心經(jīng)營之后，趙國的軍隊強壯起來，于是親自掛帥御敵，拓展了數(shù)百里的領土。有了這次輝煌的戰(zhàn)果，野心逐漸擴大，接著就想進攻西邊的強秦。

聽了孟子關于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這些介紹，齊宣王似乎真的已經(jīng)飄飄欲仙了，他只覺得自己正騰云駕霧地在慢悠悠地升上高空，迎接他的是漫天彩霞和芳姿麗質的仙女。孟子來齊兩年，曾與自己頻繁接觸，多次論政，但所談不過是行仁政——尊民，重民，貴民，教民，制民之產(chǎn)，取于民有制，反對兼并戰(zhàn)爭之類，而今天之所談，卻從根本上改變了觀點，更換了內容，他是在以趙武靈王為喻，諷諫我辦事要有主見，一旦決定，便要力排眾議，果決地干下去，切莫優(yōu)柔寡斷；他這是在規(guī)勸我改革軍事，對外擴張，拓寬國土，稱霸諸侯，令秦、楚來朝。齊宣王崇拜孟子的知識和學問，對人熱心忠誠，既有膽有識，又深謀遠慮，是個難得的輔國之臣，只要他肯支持自己富國強兵的主張與作法，君臣心心相印，共圖大業(yè)，那么齊國之強，當無敵于天下，齊桓、晉文之業(yè)指日可待。他這樣想著，仿佛三伏天喝了兩杯冰水，渾身涼爽盡致；好似有幾杯美酒下肚，心跳耳熱，暈忽忽，醉醺醺；猶如困乏已極，美美地睡上一覺，舒服至極……

同一件事，同一句話，同一番議論，兩個立場、觀點不同的人，可以有相反的理解，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孟子給齊宣王講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故事，目的在于激勵他銳意進取，勇于改革，大膽地行仁政。諸侯之中，既然趙武靈王能第一個胡服騎射，齊宣王為什么就不能首先行仁政呢？胡服騎射是史無先例的，而古圣賢之君皆行仁政，并因此而統(tǒng)一天下，留芳百世，宣王你何樂而不為呢？

孟子見齊宣王聽得津津有味，繼胡服騎射之后馬上轉入了仁政的說教。他說：“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后，固然加強了國力，拓寬了疆域，并欲西取秦。然而，憑借實力，并假借仁義之號征伐者，可以霸諸侯，稱霸諸侯必憑借國力之強大；依靠道德而行仁政者，可以統(tǒng)一天下，王天下則不必以國強為基礎——湯以方圓七十里而王，文王以縱橫百里而王。以力服人者，人不會真正心悅而誠服，只是其實力不足而屈服；以德服人者，人家才會心悅誠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一般?！对娊?jīng)?大雅?文王有聲篇》云：‘從西到東，從南至北，無不心悅而誠服之?！f的正是此意?！?/p>

這是王道與霸道的根本區(qū)別，儒家思想與現(xiàn)實的矛盾與對立，這一點孟子看得十分清楚，他并非是盲人騎瞎馬地到處亂闖，因而碰壁，而是在執(zhí)著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與抱負，不肯絲毫地降低自己的尺度和標準，不茍于世。

孟子在對比了王道與霸道的區(qū)別之后，又集中給齊宣王講仁政，他說：“諸侯卿相，能行仁政者，必有榮耀；不能行仁政者，必遭屈辱。當今天下之民，厭惡屈辱，卻自居于不仁之地，猶若既厭惡潮濕，卻又自居于低洼之地一般。執(zhí)政者倘若果真厭惡屈辱，莫若貴德而尊士，使有德者身居高位，令有能者肩負重任；國無內憂外患，趁機修明政治法典。倘能如此，縱使強大的鄰國，必畏懼之，這正如《詩經(jīng)?豳風?鴟鸮篇》所云：‘趁著雨未下來云未起，桑樹根上剝些皮，門兒窗兒皆修理。今此下民，誰敢將我欺！’”

為什么行仁政便能統(tǒng)一天下呢？孟子接著分析說：“尊賢使能，俊杰者身居高位，那么，天下之士皆悅，于是紛紛聞訊前來，而愿意在其朝廷之上做官為宦；市場之上，給予空地儲藏貨物而不征稅，倘貨物滯銷，便依法征購，不使其長久積壓，那么，天下之商賈皆悅，而愿將其貨物藏于其市；關卡之上，只稽查而不征稅，那么，天下之旅游者皆悅，而愿經(jīng)過其道路；耕者實行井田制，只助耕公田而不再征賦稅，那么，天下之農皆悅，而愿在其田野上耕種；民居之地，無雇役錢與地租稅，那么，天下之民皆悅，而愿僑居其國土，為其僑民。確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必仰之若父母，鄰國之君欲率民來伐，猶若率子女來攻其父母，自有人類以來，未見有子女伐父母而能成功者。如此以來必天下無敵，而不能統(tǒng)一天下者，從未有過?！?/p>

到此為止，孟子用對比的手法闡明了王道政治的優(yōu)越性，擬訂了仁政的方針政策與具體內容，著重突出了任賢使能、俊杰在位的人才思想，取于民有制、薄稅斂、盡量減輕百姓負擔的愛民思想，以及“廛而不征”、“饑而不征”的稅收政策，從而體現(xiàn)既重農又重商的經(jīng)濟思想。這是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與各諸侯所奉行的霸道政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與尖銳的對立。不僅如此，它還是具體的治國方針，是獲得民心行之有效的政策與措施。孟子認為，有哪一個國君肯照此行仁政，便可國大治，天下統(tǒng)一，人民安居樂業(yè)。

這仙人橋畔的聚會，孟子講得也太多了，不僅內容豐富，而且波瀾迭宕，先是諷諫，后是諍諫，在孟子是順理成章，在齊宣王聽來卻是天地霄壤，他能接受得了嗎？也不知他在做何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