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男主持人在《今日》的晨間直播臺上同坐了十年之后，我終于得到了這個稱呼。十年！以今天的標準來看，這稱謂似乎不值一提，但在1974年，這可是個突破。這個稱謂并沒帶來別的什么，我沒有加薪，也沒有換到更大的辦公室，在節(jié)目上也沒有更多發(fā)言。但是媒體注意到了。《新聞周刊》甚至認為這個新稱謂值得做一期封面報道：《芭芭拉·沃爾特斯 清晨的明星》。他們說我提的問題是“電視行業(yè)里最尖銳的，就像包裹著安哥拉羊毛的殺傷力極強的達姆子彈”，我喜歡這個說法。

我生活中唯一真正的不同就是弗蘭克·麥吉不在了，鏡頭之外的緊張氣氛也煙消云散。我可以在紐約演播室里自由地采訪嘉賓，并且問所有的問題。當(dāng)然，我不會那樣做。吉姆·哈茨跟我合作得很愉快。

《今日》欄目里又走了一個人：弗蘭克·布萊爾，二十一年的新聞主播。如果說他的離去讓我十分難過，那不是真話。那時他的酗酒問題已經(jīng)很嚴重，人變得十分尖酸刻薄。他的名聲也有點問題。弗蘭克是個英俊的男人，盡管早就結(jié)了婚，他還是不斷地在節(jié)目里吹噓他的獵艷成績，甚至說到了我頭上，他是欄目組里唯一一個向我大獻殷勤的人。不過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們早已和平相處。一個很招人喜歡的小伙子接替了弗蘭克，他名叫盧·伍德，于是《今日》的團隊變成了吉姆·哈茨，吉恩·沙利特，盧，還有我。

我依然是大量時間待在華盛頓，結(jié)果證明這是相當(dāng)有幫助的。在眾多大使中，和我十分友好的是埃及大使阿什拉夫·高堡，他聰明又迷人，他的夫人阿瑪爾·埃默也一樣。我和他們一起度過了很多愉快的夜晚。.年后，高堡大使將在埃及和以色列的戴維營和平協(xié)定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1974年，還看不出這兩個國家之間有任何趨向和平的跡象。

1973年，埃及和以色列之間突然爆發(fā)戰(zhàn)爭，以色列舉國震驚，而我的朋友莫夏·達揚仕途受阻。日內(nèi)瓦正準備召開中東和平會議，空氣中充滿審慎的樂觀氣氛。多次采訪過以色列領(lǐng)導(dǎo)人之后，我極度渴望采訪他們的穆斯林對頭，也是官方的敵人 埃及總統(tǒng)安瓦爾·薩達特。我將想法透露給高堡大使，1974年夏天，埃及外交部長伊斯梅爾·法米訪問華盛頓，大使將這個想法轉(zhuǎn)告給了他。通過高堡大使，我先采訪了這位外交部長（當(dāng)薩達特踏上歷史性的旅途，前往耶.撒冷進行和平會談的時候，他選擇了辭職，而不是陪伴在總統(tǒng)身旁）。他為人很熱誠，采訪結(jié)束后，他專心地聽取了我的請求，我想請他幫忙安排一次對薩達特總統(tǒng)的專訪。

“美國人一點兒都不了解薩達特總統(tǒng)，所以怕他，也害怕你們的國家，”我對部長說，“如果貴國總統(tǒng)考慮接受任何采訪的話，《今日》就是最好的選擇。麻煩你問問他，我是否可以去開羅采訪他。請讓我把總統(tǒng)介紹給美國人民吧?！?/p>

幾周過后，讓我至為欣喜的是，從不接受美國媒體采訪的薩達特對我開了綠燈。不過，只能算是“一半”綠燈。高堡大使告訴我，他們很歡迎我到開羅，但是薩達特總統(tǒng)并未承諾一定會接受采訪。言下之意就是，如果薩達特覺得我還不錯，那我就能得到機會。

我立即前往開羅，同時我心里盤算著一個秘密計劃。我喜歡在華盛頓認識的埃及人，我也喜歡在以色列和華盛頓認識的以色列人。對我來說，他們有很多相似之處：強勢、聰明、驕傲。然而，由于這兩個國家總是處在戰(zhàn)爭狀態(tài)，他們彼此之間甚至不能說話。埃及不承認以色列的建國，因此以色列政府對于他們來說也就不存在。在前往開羅的埃及航空公司的飛機上，我發(fā)現(xiàn)他們的地圖上甚至都沒有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