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75年，華爾街圈內開始注意到索羅斯。更確切地說，他賺錢的能力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他注定要成為大人物。正如在20世紀80年代和索羅斯共事過的艾倫·拉斐爾所說：“索羅斯工作努力，有敏銳的洞察力，敢作敢為，他很擅長投資。這種職業(yè)本身不需要縝密的邏輯和理性的思維模式，這是一種直覺的過程。在這一行業(yè)中，經驗豐富與否有著很大的影響，在我看來，索羅斯天生具有這些技能?！?/p>

盡管在華爾街，索羅斯已經小有名氣，但在華爾街之外，鮮有人知道他。這其中是有原因的。和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不同，70年代的金融巨頭們一般都是默默無聞的。在那時，業(yè)內媒體不太熱心關注華爾街的一舉一動，而對于金融市場上的大人物，媒體更是沒有什么興趣。如今，華爾街的這些大人物都被媒體密切追蹤和報道，不僅僅關注他們的職業(yè)生涯，也窺視他們的私人生活。因此在20世紀70年代，像索羅斯這樣的投資天才并沒有受到特別的關注。

即使媒體緊追不放，索羅斯和其他大多數在華爾街的同行都會對媒體心存戒備，他們想盡可能地保持低調，不要暴露在公眾的視線中，投資被認為是一種很個人的活動。再者，華爾街的人們普遍認為，吸引公眾注意這種行為會帶來壞運氣，無異于死亡之吻，起初很有誘惑力，但是最終將使人陷入深淵。一般認為，降臨到華爾街投資者身上的最壞命運，就是上了一份發(fā)行量很大的雜志封面。不僅要為名聲付出代價，有時可能是致命的代價。

所以，喬治·索羅斯遠離聚光燈，他感覺這樣非常自在。他的好友拜倫·威恩說道：“在我和索羅斯交往的經驗中，他從來沒有自我吹噓過，即使吹噓對他有利，他也不會那樣做?！钡钱斔髁_斯卷入美國的政治中時，當宣傳他的政治事業(yè)至關重要的時候，一切都變了。在本書的第29和第30章中，我將詳細介紹這點。

1975年5月28日，《華爾街日報》頭版頭條刊載了一篇盛贊索羅斯的文章，將索羅斯推到了聚光燈下。而文章的標題讓索羅斯初次嘗到了公眾榮耀的滋味：

逆流而上：證券基金避開華爾街潮流，艱難時代獨領風騷

這則《華爾街日報》的報道會給索羅斯帶來厄運嗎？他會發(fā)現自己的運氣變壞了嗎？索羅斯自己有預感，媒體的關注會給自己帶來害處。但是事實上，索羅斯應該有足夠的理由為這篇報道感到高興，因為這篇報道極力吹捧索羅斯不隨波逐流的金融思想，并斷言正是這種獨立的思想使得索羅斯基金賺取了巨額的利潤。

《華爾街日報》是如此盛贊索羅斯和羅杰斯：

“在過去的這些年里，在購買股票方面，索羅斯和羅杰斯這對黃金搭檔表現出了過人之處，他們在股票不受大眾青睞的時候買入，而在股票漲到高點時賣出。他們一般不理會共同基金、銀行信托部以及其他機構投資者普遍持有的股票，除非進行賣空交易?！?/p>

1973年和1974年，當大機構沮喪地看著自己持有的股票價值減半的時候，索羅斯卻取得了驚人的成績，1973年的增長為8. 4%，而1974年獲得了17. 5%的增長。

羅伯特·米勒是當時索羅斯的一位同事，他回憶說：“索羅斯具備一種技巧，在有些思想還未顯露的時候，他就能撥開云霧，找到一線曙光……他很確定自己為什么應該買入或者不買。索羅斯另外一個突出的能力就是，一旦他意識到自己錯了，他會馬上改正，毅然抽身?！?/p>

索羅斯基金公司最常用的一個技巧就是賣空。對于這一點，索羅斯承認自己有一種“邪惡的快樂”。他喜歡賣空那些機構青睞的股票。索羅斯基金公司和幾個大機構下相反的賭注，賣空了許多他們青睞的股票。最終，這些股票暴跌，索羅斯基金因此賺了一大筆。

索羅斯進行的雅芳交易，便是他賣空牟利的經典例子。為了賣空，索羅斯基金以120美元的市價借出了10 000股雅芳的股票，接著股價大幅下跌，兩年后，索羅斯又以每股20美元的市價買回了10 000股……每股賺100美元的利潤，索羅斯基金凈賺了100萬美元。索羅斯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注意到了文化傾向：老齡化的人口將意味著化妝行業(yè)的銷售收入減少。，索羅斯在雅芳贏利下降之前就覺察到了。

索羅斯高興地解釋說：“在雅芳的例子中，銀行沒有認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化妝品行業(yè)的繁榮已經結束，因為市場已經飽和，而孩子們不用化妝品。這是他們錯過的又一大變化。”

當然，索羅斯也有失手的時候。有時，在參觀工廠的時候，索羅斯太過于相信公司管理人員的樂觀評估。他購買好利獲得公司（Olivetti）股票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他跟公司管理人員的會面，他事后對那次會面很懊悔。因為股票并沒有上漲。

在外國貨幣上投機也是一個失敗的主張，購買股票期權也是一樣。由于誤以為半導體股票會看漲，索羅斯和羅杰斯的團隊在美國史普拉格電子公司（Sprague Electric）上虧蝕了75萬美元。對此，羅杰斯的解釋是：“這只是由于分析不足，再加上我們買的是半導體行業(yè)的邊緣公司，不是主流公司?！?/p>

索羅斯和羅杰斯的系統(tǒng)仍然行之有效。20世紀70年代對于華爾街上的許多人來說是個危險的時期，但喬治·索羅斯卻是個例外。自1969年1月到1974年12月，索羅斯基金公司的股票價值幾乎上漲了三倍，從61萬美元增長到180萬美元。期間的每一年中，索羅斯基金都呈現正的增長。而相比之下，同期的標準普爾500指數下跌了3. 4%。

1976年，索羅斯基金增長了61. 9%，1977年，美國陶氏公司（Dow）下降13%的情況下，索羅斯基金增長了31. 2%。

1977年末到1988年初，索羅斯和羅杰斯再度決定在技術和國防類股上持有頭寸，這在當時是最逆反的觀點，因為大多數華爾街上的交易員碰都不想碰這些股票。摩根斯坦利的巴頓·比格斯（Barton Biggs）說：“要知道，吉米·卡特總統(tǒng)在談論人權問題，而索羅斯早在華爾街投資者之前18個月就開始談論那些股票了?！彼髁_斯責怪自己買得太遲，可是他仍然領先于其他人。

1978年，索羅斯基金公司的資產價值增長到1. 03億美元，基金有高達55. 1%的投資回報率。接下來的一年，即1979年，索羅斯基金的回報率上升到59. 1%，資產價值增長到1. 78億美元。索羅斯的高科技投資策略仍然充滿活力，絲毫沒有消退的跡象。

1979年，索羅斯重新命名基金，叫做量子基金（Quantum Fund），以紀念德國物理學家海森堡（Heisenberg）發(fā)現的量子力學中的測不準原理。該原理認為：在量子力學中，人不可能預測到亞原子粒子的行為。這一理論正好和索羅斯的金融理論吻合。索羅斯認為，市場也總處于不確定和不斷變動的狀態(tài)。如果不去考慮那些顯而易見的事情，而在出乎意料的事情上下注，就有可能賺錢。索羅斯的基金經營得非常成功，以至于基金根據自己股票的供求關系來收取溢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