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妨問問自己，也問問周圍所有罵小日本的朋友，大家都去過日本嗎？和日本人交過朋友嗎？我自己原來對日本的印象也不好，但捫心自問，我自己對日本的印象也大都來自道聽途說，我沒去過日本，沒有一個日本朋友，甚至也沒有采訪過幾個日本的政要和企業(yè)領(lǐng)袖。

如果一個美國人，從未來過中國，沒有中國朋友，而只是在媒體上看到了一些有關(guān)中國的不良言論，就斷言中國不好，我們肯定不能接受。我們會駁斥說：沒有調(diào)查就沒有發(fā)言權(quán)，對中國人一無所知，憑什么做出判斷？

日本是一個離我們最近，但我們卻最不了解的國家。中國大多數(shù)青年人可能對歐美的了解遠勝于對日本的關(guān)注。當然，日本不是一個容易了解的國家，日本人也的確存在著兩面性。但從第三者的角度來看，日本并不比中國更難了解。問題不是可不可以了解，而是我們愿不愿意去了解。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著的《菊與刀》，賴肖爾（Edwin Reischauer）寫的《日本人》，都是非常精辟的關(guān)于日本的著作。

凡是來過中國的外國朋友，幾乎無一例外地對我說，中國要比他們想象中精彩的多，優(yōu)秀的多。一次中國之行，往往會改變他們許多從小積累的對中國的不良或錯誤印象。而一次日本之行，往往也能改變許多我們對日本的固有看法。正是本著這樣的目的，我去了一次日本，改變了從前許多過于簡單、過于主觀的判斷。

在耶魯給美國學生講中國的時候，我經(jīng)常用盲人摸象這個成語來概括大多數(shù)美國人對中國和中國人的誤解，以及中國人對美國的曲解。甚至一些在中國長期生活的美國朋友和在美國定居的中國朋友，由于生活的圈子相對固定，也都沒能對一個國家有多角度的立體的理解，而是偏執(zhí)于自己的一些個人經(jīng)驗體會。

中日之間更是如此。我經(jīng)常聽到有些在日本生活過的中國人，痛斥日本人的種種不是，聽完之后，往往會激起我的一些反日情緒。事后想想，這些人如果一直在國內(nèi)，也許也會連篇累牘地抱怨中國人的種種不是。我也認識很多在日本非常成功的中國人，一些甚至在日本把日本人駕馭的、欺負的連我都看不下去的中國人。

歷史上，許多國家之間的沖突和戰(zhàn)爭，最初都起源于相互的不信任，由于相互不信任，產(chǎn)生對對方行為的誤判以及過分敏感的反應(yīng)。這種不信任和誤判會制造出相互敵視的氛圍，繼而相互激發(fā)，最終使基于誤判做出的預(yù)言變成了現(xiàn)實。今天的文明人類，應(yīng)該能夠避免不信任和誤判釀成的悲劇。為了讓中國的和平發(fā)展成為可能，我們要努力消除這種不信任，防止誤判的發(fā)生。

到了一個發(fā)達國家，服務(wù)員態(tài)度不好、司機不老實，我首先都會往“歧視”這兩個字上想，接著就借著自己英語的優(yōu)勢，噼里啪啦地把對方說的無地自容，再借著自己對西方規(guī)則的了解，去找人家的老板投訴，然后覺得自己又為中國人出了口氣（相比較而言，日本恰恰是我感覺投訴率最低的國家）。從凡爾賽宮的保安到悉尼機場的檢疫人員，從美國的交警到奧地利的空乘，我記不清有多少次是因為自己或是為其他的中國人受到不正當待遇，拍案而起，怒不可遏。

這些投訴，當然有很多是必須做的，也是完全應(yīng)該做的。但冷靜下來，我卻經(jīng)常發(fā)現(xiàn)，有些時候，這些我投訴的當?shù)厝?，其實對本國人的態(tài)度也都是一樣的，并不是專門針對中國人。就像我們在國內(nèi)也經(jīng)常遇到無禮的人一樣。倒是咱們中國人，有時因為特殊的歷史背景，容易產(chǎn)生自我心理暗示，產(chǎn)生聯(lián)想。同樣的事情，如果發(fā)生在老撾或是納米比亞，自己也許就不會往那個方面去想了。

比如，日本人被普遍認為，雖然表面上很懂禮貌，但骨子里卻很排外。對此，英國人、美國人和中國人一樣有同感，而我們卻很容易把它理解成是日本人對中國人獨有的歧視。而日本的這種島國心態(tài)，其他國家也有，比如英國人，直到現(xiàn)在還不把自己看成是歐洲人，對此，法國人深有感觸，也意見很大。

另外，必須承認，有些不合理的事，即使是針對中國人的，往往也是因為咱們的一些同胞們，總不按當?shù)氐囊?guī)則做事，給別人留下了太深刻的不良印象。這個時候，我們需要做的不僅是為中國人“出”口氣，更需要用自己的修養(yǎng)為中國人“爭”口氣。

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朝代，我們?yōu)橹湴?。但漫步在今天的西安街頭，卻已經(jīng)很難尋覓到當年長安的清晰輪廓了。想看看長安大概是個什么樣子嗎？去日本的京都吧。京都當年就是按照長安的結(jié)構(gòu)、建筑和規(guī)劃建設(shè)起來的城市。我們的長安，如今模糊朦朧，而日本的京都卻保存完好。這不能不說是我們的一個遺憾。

離開京都的那天，我打了一輛車。出租車司機問我是哪里來的。中國，我答道。話音剛落不久，突然，《義勇軍進行曲》的旋律沖進了我的耳膜。原來，司機的車載MP3上錄了幾十個國家的國歌，搭載哪國的客人就放哪國的國歌。高興之余，當時我的一個想法是：多奇怪啊，《義勇軍進行曲》產(chǎn)生的背景，恰恰是當年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如果司機知道這個事實會怎么想呢？他還會放中國的國歌給我聽嗎？他是不是應(yīng)該先替他當年侵略中國的爺爺們和那幾個喜歡做秀的政客們向車里的幾個中國人道個歉，再放音樂？也許，我想多了吧。

看著京都出租車司機臉上樸實簡單的微笑，坐著被國歌圍繞的出租車，穿行在京都的大街小巷，就讓我自信地享受這個美妙的瞬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