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是有助于人類大腦思考自身運行方式的軟件；離開了語言，大腦皮層會在很大程度上處于無用狀態(tài)。人腦沒有語言就如良田沒有種子或者汽車沒有汽油一樣——所有的都處于潛在狀態(tài)而沒有任何表現(xiàn)的舞臺。如果你知道海倫·凱勒的故事，你會了解到她小時候大腦很聰明但卻沒有語言，于是她的行為就如動物一樣。她既聾又瞎；然而當她用手指觸覺感知語言之光，并將其引入自己大腦的時候，她開始了一個飛速地學習過程，使自己熟練掌握了七門語言。離開了語言，我們的行為同樣也會與動物無異。

我們的思維會受限于大腦中一直“運行”的語言。語言是人腦輸入——記憶、分類、創(chuàng)造、判斷和作出決定——的翻譯性媒介，語言同樣強力地塑造了這些輸入過程。沒有了語言，能夠使世界概念化的大腦皮層將會像服裝模特身上的服裝一樣毫無用處地懸掛在大腦之上。

語言之普遍化力量

語言的巨大功能之一是它的普遍化特質(zhì)。我們在自己的頭腦里都有單詞樹的概念，并且我們，在總體上講，都知道所有的樹是什么樣的。不管它們的末端是炫耀的花蕾、花朵、球果、種子、堅果、水果、針狀物還是葉子，我們知道它們都具有根系、主干和枝葉。用一個單詞樹，我們可以代表世界上所有的樹。經(jīng)常的情況是，我們從單一的實例中形成這種普遍化的概念。例如，如果你僅僅看到過一只金黃色的金絲猴（一只有絨毛的、敏捷的、小巧的八英寸長小猴，身披金黃發(fā)亮的皮毛），那么你也會認識下一只金絲猴。甚至如果你遇到的第二只是紅色皮毛的金絲猴，你也會輕易地辨認出；從一只金絲猴你可以抽象出“金絲猴”的普遍化特質(zhì)。

也許有些語言具有較少的普遍性。按照路易斯·烏利亞特的觀點，他是一位曾經(jīng)與亞馬遜河上游的一個奧馬瓜部落一起生活了七年的傳教士，這些土著人幾乎總是以特定的具體方式來講話，諸如“我們在河邊看到其爪印的那只美洲豹”。奧馬瓜部落的父母不會普遍化地警告他們的孩子：“小心美洲豹”，但是一定會這樣警告：“小心那只我們聽到其在大石頭旁邊吼叫的美洲豹。”我們不知道奧馬瓜人是否有一些概念來指稱全部之存在，然而在我們的語言里，我們有單詞宇宙（來指稱）。我們可以形象地把宇宙裝入我們的頭腦中！因此我們可以問那些本源和終極的根本性探索問題。

語言之構(gòu)造性（structuring）力量

如果語言是我們大腦的軟件，那么我們就可以希冀語言來引導我們的思維，而讓人驚奇的是，語言甚至還能夠引導我們的認知。這意味著我們觀察事物會因人而異，其原因就是我們的語言。這種語言相關(guān)性的觀念，經(jīng)常被人們以本杰明·李·沃爾夫名字將其命名為沃爾夫假說，在20世紀50年代非常流行，在20世紀60年代受到挑戰(zhàn)，在20世紀90年代以一種更加普遍化的形式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中。沃爾夫認為因紐特人（愛斯基摩人）會以不同的形式認知雪，是因為他們許多單詞都可以描述雪。由于愛斯基摩人擁有和我們一樣的視桿、視錐以及視網(wǎng)膜，那么是否是他們描述雪的語言使得他們在認知上產(chǎn)生差異？我們向一位山地滑雪運動員并且也是一滑雪隊的原教練詢問了同樣的問題，他使用的語言文字有路基、清新、人工的、壓緊的、風力堆積的、硬外層、光滑冰、藍冰、完美無瑕、樣板件等。在他腦中的這些語言文字是否幫助他認識了更多的雪并且滑雪滑的更好？是的，也增加了安全性：“如果你滑的很快，突然有樹木突出出來，你最好能夠認識風力堆積的雪否則你就會受傷?！保L力堆積起來的雪說明前方有障礙物）。理查德·尼斯貝特在《思想地理學》（2003）中認為，亞洲人注重語境和聯(lián)系，而西方人注重的是對象和種類。他的評論者認為：“通過大量的社會心理學實驗，作者認為亞洲人確實在觀察、思考以及對世界的思想組織方面與西方人存在著根本不同的方式”（Ernst,2004）。例如，在觀察一個魚缸四十秒之后，美國人會將三倍的評論用于更大或者更鮮艷的魚身上，而日本人則會將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評論用于魚缸所處的環(huán)境。（Ernst,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