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產業(yè)工人,實在太少,而且太沒影響。階級話語必須有所變通。中國的階級話語,以毛澤東的論說最為典型,他1926年在國民革命期間發(fā)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和《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于革命的態(tài)度》兩文,系統(tǒng)地表達了中國式的階級話語的特色,其精神一直貫徹中國革命始終。
首先,中國式的階級話語,強調了中國古已有之的貧富尺度,幾乎所有的階級劃分,都是以占有的資產來判定,越窮越革命,越富越反動;其次,強調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因素,第一號的反動階級,首先是跟西方有聯(lián)系的所謂買辦資產階級,而對其他階級的分析,也刻意強調其對帝國主義的態(tài)度;其三,無產階級的隊伍擴充了,不僅有區(qū)區(qū)200萬產業(yè)工人,還包括城市苦力(約300萬),農業(yè)無產階級,即雇農(約2000萬)。不僅如此,毛澤東還提出了一個“半無產階級”的概念,這些所謂的半無產階級,包括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手工業(yè)工人、店員、小販,這六種人加在一起,據(jù)說有一億七千萬之眾。這樣,革命的動力,至少在人數(shù)上,就顯得格外強大,占了當時中國四萬萬人的差不多一半。顯然,如果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經(jīng)典論述,這些人的98%以上,跟先進生產力都沒有絲毫關系,自然談不上革命性。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特別提到了游民階層的革命性,認為這些盜匪流氓,“很能勇敢奮斗”,只要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
但是毛澤東對學生的判斷,卻很灰暗,認為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屬于反動階級,是革命的死敵,另一部分雖然屬于中產階級,但也會很快跑入帝國主義軍閥的隊伍里去。
這種一直被實踐的階級話語,顯然并不符合中國革命的實際。被視為最革命的產業(yè)工人,在紅色的合法斗爭被鎮(zhèn)壓后,基本上喪失了革命的沖動,無論如何動員如何強調革命隊伍中的工人成分,革命隊伍產業(yè)工人的份額,還是越來越小,直至可有可無的境地。相反,被視為反動階級的學生,倒是最有革命的積極性,即使在蔣介石政變之前,合法的工人運動期間,學生的積極性也遠遠超過工人。在后來的武裝斗爭中,盡管經(jīng)過多次錯誤肅反的不公正待遇,革命隊伍中的學生比例依然不可忽視。在后來的革命中,最有革命積極性的其實是游民和所謂半無產階級,被劃為農業(yè)無產階級的雇農,倒往往淪為地主的“狗腿”和家丁,出來抵抗革命。
可是吊詭的是,這樣不符合實際的階級分析,在革命過程中,卻沒人樂于修正,而且也的確起到了動員革命的作用。顯然,階級分析,只是一種切割社會的工具,只要切得開,而且把革命搞起來,在血與火中行動起來的人們,自然就會形成巨大的對立和對抗,至于切得準不準,是否恰如其分,其實并不重要。階級內涵的不準確乃至隨意,是中國式的階級分析的一個特色,但決不會因此而減弱階級分析的動員力量。
另外吊詭的是,據(jù)尹鈦的研究,后來在共產主義運動中居于對立面的國民黨人,事實上一直跟共產黨人使用階級話語,也一樣要打倒帝國主義、大資產階級和豪紳階級。國民黨的左翼改組派這樣喊,國民黨的主流蔣介石派也這樣喊,連國民黨的史學家陶希圣等人寫歷史,也遵行包含有階級分析的唯物史觀。大革命國共合作時如此,國共分手斗得你死我活時也如此。話語被對手引領,從某種意義上是國民黨最終敗給共產黨的一個重要原因,用國民黨自己的話來說,就是他們在宣傳上,總是占下風。敵對的雙方,使用同一種話語的結果,是使反叛者的行為有了統(tǒng)治者賦予的合法性,最終方便了誰,不問可知。
四、結束語
民國的這三個面相,進化論的信仰居于核心地位。軍閥混戰(zhàn)的政局,最終沒有演變成五代十國的武人跋扈、斯文掃地的局面,民主制度居然還能發(fā)揮作用,關鍵是社會上層有這樣強固的信仰。相當一部分武人,其實是近代中國學習西方、實行軍事現(xiàn)代化的產物,他們也有這樣的信仰;階級話語的背景,依然是進化論,只要有人能夠成功地說服人們,有一種科學理論告訴我們,先進的人們屬于最窮苦的某一部分底層百姓,只有他們才代表了歷史發(fā)展的方向,那么階級話語就可以起到改變世界的巨大作用。顯然,在幾千年貧富對立陰影不散,而且知識界具有傳統(tǒng)的反智和民粹傾向的中國,做到這一點,并不難。
民國的這三個面相,不只是三種歷史的面目,而是隱藏在那段歷史深處的三種特性,只有揭示出這種特性,我們才能更好地了解和認識那段波譎云詭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