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問題并不新鮮。實際上，社會學的領域一直以來就分為兩個陣營：定量和統(tǒng)計技術型的研究者，以及經(jīng)常與某個群體的人們共同生活，并通過直接觀察來研究他們的生活的研究者。

第二個陣營通常被稱為民族志研究者。他們使用第一手的材料來回答某些特定的問題，比如，邊緣社區(qū)中的人們如何生存 或者何種因素會導致一項政策在某些家庭那里執(zhí)行良好，而在另外一些家庭里則進展不順 

而定量社會學家經(jīng)常會批評民族志研究的取向。他們認為這不夠科學，認為答案可能會只與被觀察到的特定群體有關。換句話說，要得到任何重要與普遍的結論，你都需要仰賴對大量的數(shù)據(jù)組，比如美國人口普查或者其他大眾調查數(shù)據(jù)的統(tǒng)計分析。

我尚未真正遭遇到取向較為科學的社會學的挫折。但是當時我清楚，我不想整天只坐在教室里談論數(shù)學。

所以我做了任何對種族和貧窮感興趣的明智學生都會做的事情：我穿過走廊，敲響了威廉 尤利烏斯 威爾森（William Julius Wilson）辦公室的門。威爾森是這一領域最有名的在世學者，也是社會學界最為杰出的非裔美國人。他已經(jīng)在芝大執(zhí)教將近二十年，曾經(jīng)有兩本著作重塑了學者與政策制定者們對于城市貧困的思考。

我及時逮著了威爾森――他當時正要去巴黎度假。但是他說，他同時也正要著手開始一項新的研究，而我可以參與，如果我愿意的話。

威爾森是一位溫雅多思的人。他當時穿著一件深藍色的衣服，盡管早已不再叼著他那標簽式的煙斗，但是他看起來仍然像那種你在電影里看到的教授。如果你問他一個問題，他通常會沉默不語很久――他的確威嚴十足，然后才會給出一個意味深長的回答。

威爾森解釋說，他希望能夠更好地理解年輕黑人是如何受到其街區(qū)里各種因素影響的，比如說，在一個住宅計劃區(qū)（housing project）中成長起來的窮人小孩，會比不在該計劃區(qū)中成長的類似貧困的小孩獲得更少的教育以及工作機會嗎 在一個被其他窮人區(qū)環(huán)繞的街區(qū)長大的小孩，與出身窮人家庭，但是在一個富裕街區(qū)長大的小孩的區(qū)別又是什么呢 后者有可能受益于富裕街區(qū)里的學校、服務以及工作機會嗎 

威爾森的項目尚處于計劃階段。第一步是要設計出一份基本的調查問卷，他建議我?guī)椭硗庖粋€研究生設計所要提問的問題。這意味著要回顧早期關于黑人青年的研究，要看以前的社會學家們所選擇的是何種主題與問題。威爾森給了我一箱子舊問卷，他說我應該試著借鑒其中的一些問題，并提出必要的新問題。我學習到：社會學家喜歡使用他們的同事已經(jīng)用過的調查問題，以便發(fā)展出可供比較的結論。這是社會學里科學方法的關鍵部分。

我謝過威爾森，并去圖書館瀏覽他給我的問卷。我很快就發(fā)覺，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去訪談任何一個人。

華盛頓公園和芝加哥大學隔著叢林小屋街相對，是芝加哥最為莊嚴華美的公園之一。它由弗雷德里克 勞 奧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和卡福特 佛克斯（Calvert Vaux）設計，面積將近四百英畝，包括一個美麗的游泳池，室內和室外籃球場，迷人的花園以及縱橫其間的曲折小路。我喜歡在環(huán)繞公園的土路上跑步。在幾十年前，它曾是一條用來舉行賽馬和賽車的路。到1940年代為止，公園周圍的街區(qū)里大部分都還是愛爾蘭人，但是當黑人家庭開始在附近置屋買房的時候，大部分的白人家庭就都搬走了。對于學校極力勸阻學生們不要在華盛頓公園逗留，我一直都很奇怪。我沒有見到所謂的危險，至少在白天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