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這種形式的老同志聚會很多，吃點好的，分析分析形勢，在農(nóng)村待著挺辛苦的，回來當然也就吃點好吃的，稍稍改善一下。在這種聚會上，我們最關(guān)心的首先是對舊市委的平反。我們怎么也想不明白，“文革”一發(fā)動，市委就成“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了，我們腦子里都想著我們都是很聽毛主席的話的，衷心執(zhí)行毛主席的路線的。那時候，對“文革”的根本性否定，還沒敢往這個上面想。但是覺得，對北京市委怎么著也應該平反；還有一個，“天安門事件”怎么著也應該平反。大的冤假錯案的平反我們還沒怎么想，還不知道大局嘛，想的也是離自己近一點的事情。反正，1978年要求對北京市委、“天安門事件”平反已?-成為相當多干部們茶余飯后議論的焦點。

那時候，一見面就問：“哎呀，看看現(xiàn)在上面最近怎么樣?。俊?-有小道消息就貢獻出來，就是這樣傳播小道消息，分析形勢，覺得市委和“天安門事件”早晚得平反，都關(guān)心著什么時候平反。包括對劉少奇同志的平反都沒有這兩個問題議論得多，還沒有想到那么高。當時就覺得市委應該為劉仁同志平反，都認為劉仁同志太冤枉了。因為當時，劉仁同志的平反還沒有提到桌面上來，上面并沒有表態(tài)，我們也就只有少數(shù)幾個知心的人在底下討論。但是，很多人私底下都討論為劉仁平反、為市委平反、為“天安門事件”平反，這已?-成為人們生活中一個重要的討論話題。所以，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提出來的很多問題都不是偶然的，在這之前，這些問題已?-是廣大人民，至少是相當多的干部們關(guān)注和討論的一個熱點問題了。

蘇：一般的群眾又議論些什么政治話題？

王：我接觸的主要是工廠的同志，他們的議論側(cè)重于為“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因為，有一些工人為這事被當成“反革命”給抓了。我們化工局在這方面是好的，一個都沒抓。保衛(wèi)處長把電話記錄本鎖在抽屜里，自己請假，不來了。公安局的人來，我們就說沒鑰匙打不開，他們也沒有辦法，我們就這樣用消極怠工的辦法應付了過去。但是另外一些局，有的局都抓了好幾十個。這一下子，工人們的議論就很厲害。

當時，我們很多工業(yè)局都在市府大樓，局與局之間，因為一些負責人都是當年市委老青年團、工會出去的，之前有一些工作交往，“文革”期間也都是挨過整的，又都是從下放地回來分到幾個工業(yè)局的，思想、感情都比較接近，所以一有空就串串門、交流交流，于是也就知道這些局里面抓“反革命”的情況。局里面領(lǐng)導“左”一點或者膽子小一點的，就抓的比較多。好在那時候化工局的領(lǐng)導班子比較齊心，互相之間似乎都有一種默契，認為最好不抓。

那時候，我曾是辦公室主任，扮演承上啟下的一個角色，各個處長有什么問題都到我辦公室來叨叨，我也就集中起來向局里的一、二把手念叨。他們對我比較放心，認為我比較可靠，不至于揭發(fā)他們。我們的保衛(wèi)處長以前是老公安局的，跟我很熟，他熟悉公安局的一套做法，也反感得很。他就來找我，問我怎么辦。我就給他出主意，你把電話記錄本鎖起來，請假不來上班就是了。公安局的人來了后，我們就和他們說：“這不行啊，人家不在，我們也沒鑰匙，開不開?！庇谑且簿瓦@么拖著，糊弄過去了。一個也沒抓，一方面說明咱們頂著干不容易，另一方面說明當時我們碰上的那幾個公安局的人也不是太較真、太賣力氣，一遇見阻力，他們也就不硬來，沒和我們對著干。

我們這些人以前本來就是舊市委的工作人員，所以我們關(guān)心舊市委的平反；我們這些人當時大多都在各個工業(yè)局，工人們關(guān)心“天安門事件”的平反，我們也很關(guān)心“天安門事件”的平反。

我們是最關(guān)心舊市委平反的，因為畢竟離市委比較近一點，各個區(qū)縣的領(lǐng)導、青年團、工會的領(lǐng)導對市委平反的關(guān)心度比我們稍低，但比工人要關(guān)心得多。我們這些人關(guān)心舊市委平反，因為我們有些同志還背著處分呢，我比較幸運一點，剛把處分全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