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十年內(nèi)亂，我國各條戰(zhàn)線都遭受了巨大創(chuàng)傷。社會治安問題依然沒有根本好轉(zhuǎn)，這是各種社會矛盾的綜合反映。首都的社會治安形勢，自五市治安座談會后，?-過反復的持續(xù)整頓和幾個戰(zhàn)役對刑事犯罪分子的打擊，開始向著好的方面轉(zhuǎn)化，概括起來就是四句話：情況好了一點，案子少了一點，群眾硬了一點，壞人怕了一點。

當時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主要內(nèi)容是：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是綜合治理的首要環(huán)節(jié)；加強對青少年的教育是綜合治理的重點；加強基層組織和基層工作，是綜合治理的基礎；加強公安、司法隊伍工作，并建立治安保衛(wèi)責任制，是綜合治理的關(guān)鍵。

通過廣泛深入的法制宣傳教育和開展“五講四美”活動，社會主義道德風尚有了提高，廣大群眾敢管敢斗的勁頭大了，涌現(xiàn)了一大批敢于挺身而出同壞人壞事作斗爭的治安積極分子。違法犯罪人員進一步分化瓦解，有悔改表現(xiàn)的增多。據(jù)1981年6至9月統(tǒng)計，就有2萬多人坦白檢舉了各類線索、問題4萬多件，從中破獲了大批案件。送子投案，自動歸案，把所竊物品又送還給事主或公安機關(guān)的事例接連出現(xiàn)。有的早已走上工作崗位的青年，誠懇地檢討了六年前因一時失足而搶奪別人財物的錯誤，又買了嶄新的物品賠償給被搶的同志。有的工人、干部為了挽救失足的子女，四處奔波尋找，把孩子送交公安機關(guān)教育，終于把他們從危險邊緣?-了回來。這些都是“十年動亂”以來極少發(fā)生的。同時，勞改、勞教場所秩序有了較大的改善，逃跑人數(shù)明顯減少。

中央和市委領導同志，一些著名的科學家、教育家和法學家，都親自給失足青年講課、作報告，囑咐他們好好改造。譬如1980年至1981年，康克清、宮達非同志，市委、市政府領導同志，以及美籍華人牛滿?-教授，親自到少管所、天堂河、團河、清河農(nóng)場視察，教育違法犯罪的青少年；不少單位的黨、政領導也到農(nóng)場看望本單位失足的青少年，勉勵他們繼續(xù)努力，加速改造。據(jù)1981年1月至11月統(tǒng)計，又有960名勞教人員受到減刑、提前釋放的獎勵，有的還考上了大學。

為堵塞漏洞，防患于未然，我們提倡各個單位建立治安責任制。據(jù)1981年上半年統(tǒng)計，發(fā)生在單位內(nèi)部的重大盜竊案件占全市發(fā)生這類案件總數(shù)的80%，損失占92%。少數(shù)單位思想麻痹，組織紀律渙散，漏洞很多，給犯罪分子留下了空隙。有的單位大量黃金、白銀、珠寶、玉器、古玩字?-被盜后，竟長期未被發(fā)現(xiàn)，直至公安機關(guān)查獲歸案后才大吃一驚。1981年，全市推廣首都鋼鐵公司在綜合治理中抓組織領導、抓措施落實、抓對違法青工教育、抓發(fā)動群眾、抓安全管理制度的“五抓”的?-驗，以及解放軍某單位“三鐵一器”（即鐵門、鐵窗、保險柜和報警器）的措施，起了很好的作用，首都治安進一步好轉(zhuǎn)。

顧問工作大有作為

蘇：您對這幾年的工作有什么感受？

劉：在北京市公安局顧問這個崗位，從1978年到1983年，我認真地干了五年。通過幾年的實踐，我深深體會到：當顧問責任是很重的；不是有勁沒處使，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當顧問畢竟是一個新型的工作，過去“四人幫”、劉傳新等人在公安局安排顧問用來作為排擠、迫害老干部的手段，現(xiàn)在要真正發(fā)揮顧問的作用。怎樣才能把顧問當好的呢？有的同志說顧問就是照顧到年老體弱，不能堅持正常工作，能干多少就干多少，比較自由。我當顧問后也接到外地兩位同志來信，說他們當了顧問后，工作不隨心，當?shù)脽o職無權(quán)，說話不管用，有勁沒處使。我就給他們寫了回信，把自己當顧問的認識體會告訴他們，相互勉勵。

我之所以能夠做一些工作，起到一些作用，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就是市委、市局黨委同志們對我的關(guān)懷和支持，他們不但在生活上照顧周到，給我配備了專職秘書，在工作中他們還主動地找我研究問題，征求意見，?-找我談話，?-都把話寫在紙上給我看，從來不怕麻煩（包括市委領導同志）。同志們的關(guān)懷和支持，給了我鼓舞和力量。

古人說：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國家副主席葉劍英元帥在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以身作則地談到：“百年贏得十之八，老驥仍將萬里行”。這句話代表了我們這些老同志當時的心情，激勵著我們這些老同志永遠向前。

（本文參考了薛憲明同志提供的一些重要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