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奈之下，史密斯于1968年被迫離開她所熱愛的中國回到英國。史密斯是含著眼淚離開的，臨走時她說：“雖然我在這里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但我回去不會說中國的壞話?！比欢?，當我們的同志送她到機場時，吝嗇得連聲“再見”也沒有說。

周恩來是事后才得知此事的。他指示有關(guān)單位一定要把史密斯請回來。1971年5月，正是史密斯80大壽之際，新華社駐倫敦記者受周恩來委托，帶著蛋糕專程訪問了史密斯，并邀請她回中國工作。史密斯激動地說：“這一天終于盼來了，我要立即飛到北京去，在中國戰(zhàn)斗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p>

當史密斯告別在英國的親友再度踏上中國的土地時，她感動得哭了起來。這眼淚是為周恩來的關(guān)懷而流的。

日本專家橫川次郎也是親身體會到周恩來關(guān)心和保護的人。

橫川次郎解放前就在東北人民政府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他又先后在中國人民大學(xué)和四川省農(nóng)業(yè)廳工作，1961年調(diào)國家外文出版發(fā)行局日文組擔(dān)任改稿工作，1968年到《中國畫報》社擔(dān)任日文改稿工作。

有一次，日文翻譯組組長告訴他，以后改稿由中國人自己干，要他不要像過去那樣用紅筆改稿，只用鉛筆標出作為參考。但是，由于我們自己改的稿日本人看不懂，兩三個月后，翻譯組組長又找到橫川次郎說，還是像過去一樣由他來改稿。此時，橫川次郎的妻子橫川辰子請假回日本探親去了，第二年春準備回中國時，發(fā)現(xiàn)準假條和北京市公安局發(fā)放的出入境證件遺失了。橫川次郎找單位及有關(guān)部門幫助解決，但都被拒絕了。這等于要趕他回日本。

走投無路時，一位日本友人悄悄地告訴他：此事寫信給周總理才能解決。于是，橫川次郎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敘述了事情的經(jīng)過，并表示他本人把中國視為“第二祖國”，愿意留下來工作，但如果一定要他回日本，請準許他夫人來北京一趟，因為他本人年紀大了，無力一人整理行李。

僅過了幾天，單位專家科的負責(zé)人把橫川次郎叫到辦公室說，上級來了指示，并當場念給橫川次郎聽：“請即將橫川辰子接回北京，繼續(xù)從事原來的工作?！?/p>

這是典型的周恩來批示。橫川次郎后來總是激動地說：“是周總理救了我的命?！?/p>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周恩來關(guān)心和保護的外國專家還有很多。

美國進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中國家喻戶曉，也是毛澤東的老朋友。1965年，斯特朗80大壽時，周恩來還前往上海祝賀。這位曾熱情謳歌“文化大革命”的老太太后來也對“文化大革命”的極左做法百思不得其解，陷入極度的苦悶之中。她的幾個同是外國專家的好友被打成了“國際間諜”遭逮捕，她的一個侄孫要從美國來看她也被中國方面拒絕。為此，她給周恩來寫信，要求到柬埔寨首都金邊去見她的侄孫。最終，斯特朗心情憂郁，患病住進了醫(yī)院。大概是性格倔強的老太太為了對所遭受的一切的抗議，她拒絕進食和治療。周恩來趕到醫(yī)院對她作耐心的勸導(dǎo)后，她才答應(yīng)與醫(yī)生配合。周恩來還指示通知讓斯特朗的侄孫前來中國。

1970年3月28日，斯特朗病危，周恩來百忙中趕到協(xié)和醫(yī)院探望。在聽取了醫(yī)務(wù)人員的匯報后，周恩來指示：斯特朗女士為中國人民貢獻了自己的一切，你們要克服困難，耐心細致，盡一切努力積極設(shè)法搶救，以延長她的生命。

盡管周恩來盡了最大努力保護外國專家盡可能地少受到傷害，但是，由于在那特殊的年月中，周恩來自己的處境也異常艱難，他的話也并不是全部管用。有些人他想保也未必能保得住。

著名醫(yī)生馬海德，文化大革命前在衛(wèi)生部所屬的皮膚研究所工作。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被說成是“國際特務(wù)”，不讓他進行研究工作了，也不讓他給患者看病，而是讓他給研究所燒鍋爐?；颊咧该R海德看病，造反派說：“你讓國際特務(wù)給你看病？”因此，馬海德閑在家里，直到1969年，在周恩來的過問下，雖然分配到了阜外醫(yī)院工作，但仍然不能正常工作。